清谈

说起学校的演讲、报告会和各类研讨会的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听到风声，赶往某个地点，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几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凑热闹。总是在事后听人说起李泽厚如何如何，李欧梵如何如何，汪国真如何如何；谁与谁抢话筒而大打出手，谁因为连续五次要求发言被拒，最后血压升高，当场昏厥……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场电影而只能听人复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闲坐。陈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时与姚霏相善，也时常有机会聆听陈兄教诲。陈村为人厚道，却也锦心绣口，幽默风趣，往往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压抑感和心理负担。马原来，动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数日，他与李劼先生过从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也有似曾相识的。马原看似木讷，实则能言善辩，极有机锋，我曾见他与人激辩竟夕而毫无倦容。

余华来上海改稿，常到华东师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诸君便时来聚谈。王安忆也来过数次，记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寝室里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气难耐，便执意要将她们家的一个什么暖炉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宁路的地址，也打过电话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到了八十年代末，来华东师大的人就更多了，连远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不过，只要北村一来，清谈往往就要变成“剧谈”了。苏童认为北村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话固然不假——他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连我们这些被别人称为“晦涩”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八十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道善谈能辨，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产批评家的福建，反应敏捷，擅长辩驳，当年流行的各类理论、术语和复杂概念无不烂熟于心，且颇多发明。他有一句名言，叫作“真理越辩越乱”。话虽如此，可每次与他一见面，几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谈阔论起来。语挟风雷（当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脑袋，连叫头痛，方才想起来还有吃饭这回事。

华东师大的白天倒还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计和写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没，四处找人聊天。套用龚自珍的话来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那时候朋友间聚会聊天，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大家翻过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时，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师大有各色各样清谈的圈子，既私密，又开放。当时的风气是英雄不问出处，来之能谈，谈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对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处，就是徐麟、张闳、宋琳等人的寝室。

李劼处去得相对较多。他年纪轻轻即声名显赫，且交游广泛，他的寝室照例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毂中之势。只是到了后来，他在门上贴出了一张纸条，规定凡去聊天者必须说英文之后，我们才有点望而却步。因担心不得其门而入，倒是下狠心苦练了一阵子英语对话。一年下来，李劼的口语程度已经足以在系里用英文上课了，我们却没有什么长进。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利用系里政治学习的间隙尝试用英语交谈，尽管我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居然也能滔滔不绝。坐在一旁的外文专家王智量教授也只好假装听不见，苦笑而已。

在八十年代诸师友中，我与洪森聊得最多，最为相契，得益也最多；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徐麟的茶会。

徐麟是安徽人，身材壮硕，学问淹博，其言谈极富思辨性。在他那儿，常能见到王晓明、胡河清、张氏兄弟（张闳和张柠）、毛尖、崔宜明诸人。所谈论的话题除文学外，亦兼及哲学、宗教、思想史诸领域。唯独谈及音乐或遇某人兴致高涨欲一展歌喉之时，徐麟往往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我们私下里都认为此君不擅此道，或者简直就是五音不全。没想到有一天，他老人家忽然高兴起来，随手抓过一把已断了两根弦的小提琴，竖着支在腿上权当二胡，像模像样地拉了一段刘天华的《除夕小唱》，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每次去徐麟那儿聊天，王方红女士总要央我带她一块去。她对于我们的谈话未必有什么兴趣，因她总抱怨说，听我们说话脑仁儿疼。她频频催促我“去徐麟那儿转转”，恐怕只是垂涎于徐麟亲手泡制的柠檬红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