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华师大校报编辑部曾组织过一个全校性的“小说接龙”游戏。参加者除了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外，还有几位已毕业的作家校友助阵。这次活动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什么题目，写作的顺序如何，究竟写了些什么，如今早就忘了。只记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会议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动机，由某位作家开头，随后十几个人依次接续，由校报分期连载。我前面的一位作者似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帆先生，因为总担心将人家的构思写坏掉，颇受了数日的失眠之苦。

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今后从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必须至少尝试一门艺术的实践，绘画、音乐、诗歌，小说均可以。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何人所创（有人说是许杰教授，不知是否真确），它的本意是为了使未来的理论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多一些艺术直觉和感悟力，可它对文学创作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最好的传统之一。我因为没有绘画和音乐的基础，只得学写诗歌及小说。

另外，那时有太多的闲暇无从打发。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至少我个人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或去从事专业创作。《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小说，完全是因为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先生频频抵沪，酒酣耳热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而写作《追忆乌攸先生》是在从浙江建德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因为旅途漫长而寂寞，我打算写个故事给我的同伴解闷。可惜的是，车到上海也没有写完，当然也就没给她看，此人后来就没有了音讯。回到上海不久，就遇到王中忱、吴滨先生来沪为《中国》杂志组稿，此稿由中忱带回北京后竟很快发表，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在青岛举办的笔会。

《迷舟》写出来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是在几个朋友间传看而已，我并没有将它投往任何一家刊物。后来吴洪森先生看到此文之后，便将他推荐给了《上海文学》。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上海文学》周介人先生的一封亲笔长信。周先生的来信充满了对后辈的关切，但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而《上海文学》是不发表通俗类作品的。洪森得知《上海文学》退稿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甚至不惜与周先生公开绝交。为一篇不相干的稿件而与相知多年的朋友断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据我耳闻，类似的事情在那个阔绰的年代里并不罕见。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若非洪森执意劝说我将《迷舟》转给《收获》的程永新，此稿很有可能现在还在抽屉里。不过，现在想来，周先生当年认为《迷舟》是通俗小说，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故事原来就是几个朋友在草地上闲聊的产物，甚至我在文中还随手画了一幅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后来，《收获》发表此文时竟然保留了这幅图，令我最感意外，亦大为感动。）何况，他作为名闻全国的重要杂志社的负责人，认真处理了稿件，并给一个初学者亲自写来长信予以鼓励，对洪森而言，也不能说没有尽到朋友的义务。最让我难忘的是，《迷舟》在《收获》发表并有了一些反响之后，周介人先生特地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坦率地承认当初对《迷舟》处置不当，作为补偿，他约我给《上海文学》再写一篇小说（这就是稍后的《大年》）。当时谈话的情景，在他故去多年之后，至今仍让我感怀不已。

“游戏性”一词，在批评界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曾屡遭诟病。坦率地说，那个年代的写作确有些游戏成分，校园写作更是如此。当时很多作家都有将朋友的名字写入小说的习惯。今天的批评界动辄以“元叙事”目之，殊不知，很多朋友这么做，大多是因为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伤脑筋，也有人借此与朋友开个玩笑。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存在的。有位作家对某位批评家的正当批评衔恨在心，竟然将他的名字冠之于某歹徒，而这位歹徒最终被我公安干警连开十余枪击毙。有时，作家也会将同一个名字用于不同的小说，比如，有一段时期，马原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陆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说则频频出现“王茂新”、“林展新”这样的人名。记得我曾向北村当面问过这个问题，北村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每次从厦门坐海轮来上海，来的时候是“茂新”号，返程则是“展新”号。

一年春天，中文系全体教师去昆山和苏州旅游。系里派我和宋琳去打前站，联系住宿和吃饭等事。我们临时又拉上了正在读研究生的谭运长。我们三个人办完事后投宿于昆山运河边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晚下着雨，我们几个人无法外出，又不甘心呆在房间里，就下楼和门房的服务员聊天。女服务员因为要值夜班，正觉得时光难耐，也乐得和我们几个人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