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近返乡，我发现“污染”这个词竟然已经频繁地出现在那些质朴的农民们的口中。常听到村里的老人说，原先每天都会出现于自己视野中的圌山（西距江苏省镇江市区三十公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污染物像一条灰黄的毯子，将山脉与村庄隔开了。在所谓“沿江开发区”的规划中，我的老家不幸被资本看中，成了镇江地区的化工新区之一。谈到污染问题，村民们也面有忧戚。老人们会用说书艺人般的口吻提起五六十年前的山川秀丽，风清月白，说起长江上成群结队地嬉戏的江猪（江豚），而村庄及邻近地区癌症患者的渐渐增多，也隐隐使他们感到不安。但他们更愿意自豪地向我提及另一类“新事物”，比如，镇上五星级的宾馆，六车道的马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化工企业，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当被问及他们是愿意生活在过去那个风光秀丽的山村中，还是愿意生活在如今灰蒙蒙的“现代化”城镇中时，他们不假思索的答案异常坚定：“当然是现在啦，今天的生活是过去做梦也不曾梦到过的啊”。

我知道这个答案一点也不可笑。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们的答案。

尽管环保人士可以轻松地诅咒说，抽水马桶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灾难之一，可事实上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它。我们对它的依赖是双重的：身体对作为一种便利的生活设施的依赖，以及心灵对作为一种文明象征物的依赖。而作为风景的圌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本身也就成了一个隐喻：作为欲望的选择，以及作为选择的代价。将圌山与我们隔开的肮脏空气，归根到底正是文明或文化的分泌物——它作为多出来的东西，人为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奢侈的东西，与文化本身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文化是自然的对应物。相对于自然来说，文化的创造物本身就是多出来的东西，是奢侈的东西。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文化就一直与自然处于对立面。在文化与自然的争斗中，文化不断地试图对自然进行控制和驯服，并在它的领地添加填充物和装饰物。

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本来都是自然的产物，或者说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进行交流。在久远的过去，这种交流是直接的，无碍的。人类的一切美好、伟大和崇高的思想和情操，无一不是自然的赐予，无一不得到自然的哺育。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隐秘、最深刻的内核都是俯仰天地、取譬万物、与自然无碍交流的产物。哲学观念、历史观、文学与艺术趣味无一不得到大自然的直接滋养。可以说没有这种交流，就不会有《诗经》的产生。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不外是农夫之辞；“三星在户”，无非是妇人之语；“月离于毕”，正是戍卒之作；“龙尾伏辰”，亦是儿童之谣。因为这种直接的交流在后世受到越来越多的阻隔，所以顾炎武感慨说，后代的文人学士，对于自然和天象竟然茫然不知。

我甚至认为，《庄子》的全部哲学思考，都来源于对这种交流被阻塞的恐惧和忧虑。庄子的本能冲动之一，就是除去所有文化附属物的痕迹，而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他所质疑的对象，除了智、欲之外，还直接指向文化本身。在他看来，“圣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因为“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所以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出现，当然只能是通过绝圣弃智，对欲望进行最严格的控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这里的“身”的概念极为重要，因为“身”象征着人的基本需求，而“身”以外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庄子的清静无为，所谓“无为而尊者为天道，有为而累者为人道”，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反文化特征。

中国文学历来重视自然物象。仅仅“抬头望月”这样一种简单的交流方式，在古典诗文中即多得不可胜数。人与自然的交流一旦被阻滞，与自然为一体、与天地为一体的朴素观念，在今天就会变得深奥难解。不用说非功利性人格、超越性的情感、真正的智慧和想象力会受到损害，就连一般的感情交流也会急剧地贬值。

有一次，在看王超的电影《江城夏日》，片中的一个场景令人哭笑不得。故事发生在武汉，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手拉手在江边散步，谈情说爱。女孩忽然有了抒情的兴致，就动情地对男友道：你看，天是多么的蓝啊！可是镜头拉开，观众所看到的武汉的天空竟然是灰蒙蒙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要说蓝天，有没有天都很难说。观众中有人发出哄笑。我一度以为王超在这里使用了反讽，但仔细一想又似乎不合剧情。我曾当面问过王超这个问题，可他照例是笑而不答。武汉的天空就是如此，王超又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导演一样，干脆移花接木，去哈萨克斯坦或加拿大进口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