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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类正因为拥有了语言和文化,才最终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没有文化的参与,人也就彻底丧失了其存在的依据。因此,文化是人类的天性,拥有文化,也是人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类发明语言、工具,建立社会组织,发展文明,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存在,是一种必然选择。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与自然的隔离也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或者说是文化的必然后果。

小时候,我曾经对资本家将牛奶倒入大海这一行径所蕴含的“经济学常识”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的智商的平庸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我对于时下很时髦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和刺激内需,并将它作为拯救经济的首选方案,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需求为什么需要刺激呢?难道我们饿了,手中又有钱,还不知道吃饭,冷了还不知道买衣服,需要有什么外界的刺激吗?如果我已经吃饱了,又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继续吃下去,那么除了消化不良和糖尿病,还会有其他的结果吗?有人说,当代经济学或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关心的并不是你得不得糖尿病,它关心的是消费和购买欲。另外,你得了糖尿病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医疗方面的消费顺便也被刺激起来了。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刺激需求,所刺激的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需求,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所灌输并建立起来的超级需求,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发现的那种过剩性需求。它所刺激的是一种过剩性欲望,而无休止的欲望本身正得益于文化的哺育。

从文学的领域来说,这种被文化建立并无限放大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是今天才被我们感知并认识的“新东西”。实际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就是一位欲望化的资产阶级主人公。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和《李尔王》中,也将这种文化视为一种过剩物,一种超过严格生活所需的过剩物。李尔王的女儿就是这样一种过剩性的牺牲品,正如她那残酷的宣言所总结的:需求是没有理由的。在西方,对这种过剩性文化机制展开最严厉批判的当属尼采。他甚至模仿上帝的口吻对我们警告说,地球有时也会生病,其中有一种病,就叫做人。这是当代企图通过极端的反人类观念,来主张自然权利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这当然是对尼采思想的有意曲解。

雷蒙·威廉斯曾经正确地指出,文化在自由资本主义全盛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今天它成了问题本身。这个曾经呵护我们成长,指导我们应对和改造自然、使人成为人的文化,如今正在迫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