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第2/2页）

实际上，所谓的“客观性”“实证主义”至多不过是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尝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分析）。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福楼拜本人即有很浓重的浪漫的气质。他长年隐居乡野，对于已经羽毛丰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念深恶痛绝，他一直到死都未能克服身上的“出世”、“遁世”的倾向。他不屑于与资产阶级的凡庸生活融为一体，他的生活观念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他有一句名言：“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他的生活态度十分消极，几乎带有一点病态。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病态的完美主义者、幻想家、遁世者。比如他每天要洗好几次澡，生活中没有什么享乐（包括爱情），完全自觉地与当时的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以上分析勾画出作者形象的大致轮廓，再把这个形象与爱玛作一个比较，我们也许就会大吃一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作者这样的感慨：“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一生创作的作品并不算多，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巴尔扎克更是不能比拟，但他的所有作品自始至终都延续了同一个主题，作者通过这个主题的一再表述，来表达自己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强烈的不适感。这种不适在爱玛的身上表现得比较外露一些，而在《情感教育》、《一颗简单的心》、《布法与白居榭》中则多少改变了形式。顺便说一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布法与白居榭》是作者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价值似乎被埋没了。从这部描写两名异想天开的遁世者最终被迫回到现实中苟延残喘的小说来看，《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依然清晰可见。话说回来，爱玛的“堕落”与“浪漫”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何以“堕落”，“浪漫”何以导致毁灭。如果说作者对“爱玛”有一点点指责或哀叹，那也仅仅在于，在作者看来，爱玛对于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当她在外省农场的阁楼上贪婪地阅读爱情小说的时候，她身外的法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浪漫”产生的土壤和气候都已消失殆尽。

爱玛身上的“浪漫”对于作者来说，犹如一根探测器。作者试图用它来衡量一下社会的庸俗、残酷程度。我觉得，福楼拜在这方面的确十分残酷。“爱玛”惨死的过程，作者写得如此详细，以至于有一些论者将福楼拜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混为一谈（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我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爱玛”这个人物在读者的眼中越是天真、柔弱、悲惨，在她对立面的那个无声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的面貌就越清晰。关于“浪漫”在资产阶级现实社会中的处境这一主题，福楼拜以后的作家亦曾多次书写，但福楼拜是最早的先驱者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阿尔贝·加缪的剧本《误会》中，这个主题被再次触及。不过，加缪对现实的批判比福楼拜要尖锐、激烈得多，多少带有一点极端化。他通过作品人物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社会已经容不下哪怕一丁点的浪漫，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浪漫念头亦会招致杀身之祸（《误会》中的儿子最终死于母亲和妹妹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