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查理·包法利（第2/2页）

在《包法利夫人》中，查理·包法利宽恕他的情敌鲁道尔弗这一节，是整部作品中最充满温情的篇章，当然也存在着许多疑问。查理为何要主动宽恕情敌呢（鲁道尔弗并未请求对方宽恕）?是因为他天性的质朴、善良，还是他觉得这个无耻之徒的身上粘附着爱玛的灵魂？或是他有着将所有苦难承受下来，将“无限的痛苦倒咽下去”的行为惯性？作者尽管没有明说，但从“错的是命”这句“伟大”的话来看，上述情形恐怕兼而有之。在这里，反讽的意味也显而易见，包法利忍受着巨大的内心痛苦而给予情敌的宽恕，在对方看来只能是愚蠢、忠厚和下贱。传统的价值准则，诸如诚实、忠恕和仁慈在现实社会中正在急剧贬值，就像爱玛的“浪漫”一样，已经没有适当的位置。尽管作者声称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尽管他在作品中将自己隐藏得很深，但我们从查理·包法利这个人物身上亦能隐约看到作者的价值取向。

在欧洲文学史上，智力上的弱者形象可谓屡见不鲜。我们随手即可开列出一个名单，比如全福（福楼拜《一颗简单的心》）、伊凡（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辟果提（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迪尔西（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安娜（英玛·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等等，奇怪的是，除了查理·包法利、吉姆佩尔之外，这些人物大多是保姆、仆人一类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查理·包法利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保姆”），她们既是苦难的目击者，同时也是承受者。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男仆伊凡，“身上。散发出青草和泥土的香味”，简直就是俄罗斯大地的化身。他们对命运逆来顺受，对苦难有着巨大的消化力，他们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守住人类某种古老理想、价值的底线。他们既是模糊希望的托迹之所，亦是想象中的避风港，更是长久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