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叙事分析

一、K的迷失

要想确定K的身份，他试图进入城堡的目的和意图，他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他的结局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按照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和A.J.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有关K的一切活动似乎可以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序列或句式。事实上，正是这种被夸张了的简单性让人感到震惊。

假如我们将《城堡》视为一个巨大的暗房，那么依据K的行为而冲洗出来的底片则具有以下性质：行为线索本身的清晰程度使背景的映像更加模糊，反过来，背景的模糊又使得线索具有随意性，就像是一只颤栗的手画出的不规则的纹线。假如我们将K的活动看作一道照亮暗房的光线，那么，由于它过于微弱，飘忽不定，不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它照亮了暗房的格局，不如说它使黑暗更加显著。在K的行动序列中，“照亮”假如不是变相的遮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审判》和《美国》中，主人公K和卡尔视觉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叙事上的视角限制，也不是人为的修辞学和方法论，而是一种被决定的命运逻辑，也就是说，无论是K，还是卡尔，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局部，局部的局部，仿佛是一个自我幽闭症患者的内分泌腺所起的作用，“可能”只有首先成为“只能”，才能最终成为它自己。《城堡》中所蕴含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抵消，而是它的提纯物。这种不确定性以K内心的迷惘感以及在完成某种使命时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为前提，同时又构成了超越这种障碍的全部基础。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斥性力量形成了卡夫卡喜剧的中心情节。

我们之所以将《城堡》看成一幕喜剧，不仅因为卡夫卡沿用并改造了传统喜剧故事中的戏剧性因素，还由于他的幽默感为叙事提供的反讽效果。

毫无疑问，K的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作为一种职业，它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可有可无的性质，K固然可以凭借这一身份来城堡工作（事实上，他一接到通知就匆匆赶来了），但这一身份并不是自明的。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城堡的态度。也就是说，K的身份的合法性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成分。一旦它所依赖的对象出了问题，合法性就会立即消失（土地测量员这一身份作为卡夫卡眼中的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的转喻，本身就是焦虑的反映）。因此，当K踏着积雪，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城堡的一个客栈时，城守的儿子希伐若对他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希伐若是否应当接待K，如何接待K，都取决于城堡是否曾经需要过土地测量员这一事实；其次，即便他获悉了K的身份，了解到K的到来出于城堡的邀请，冷淡的态度却并未好转，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希伐若自有他的直觉（作为一个城堡官员的儿子，他对城堡的熟悉程度与K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在他与K的冲突中，希伐若地位的优越感是不言自明的）。假使城堡当局曾经下令招募一个土地测量员，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和客栈老板、庄稼汉、希伐若对他职业和工作的冷漠相对应的是，K对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却充满了虚妄的自豪感。由于K对城堡当局向他的邀请确信不疑，对他在城堡工作期间理应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困难的估计，对自身状况的审视具有了讽刺性的偏差。当K面对希伐若的粗暴无礼表现出了真正的冷静、满有把握的自信时，喜剧的帷幕已经悄悄地拉开了。

在《美国》这部小说中的第二章，卡尔受到一位商人的邀请去乡间别墅作客。他的舅舅，也是他在美国惟一的保护人却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不同意他前往，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卡尔在赶赴乡间别墅的途中完全沉浸在乡间甘甜芬芳的气息中，沉醉在对商人女儿的不着边际的想象里，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判决的命运——在他去乡间的途中，舅舅已决定将他抛弃。他的舅舅派出了一位信使（它使我们多少会联想起《城堡》里的巴拉巴斯），同时追赶着卡尔的马车，去宣读让卡尔滚蛋的亲笔信。判决已经作出，只是不可思议地被悬搁着。真正的喜剧就出现在这样一种悬搁的缝隙中——K因为明显地意识到了商人的冷遇（这种冷遇可以解释为商人预先从信使的口中获悉了K被抛弃的真相，他没有必要再对K伪装好客以博取他舅舅的好感）而对主人发出威胁，赌气似的要求回家。卡尔的威胁可以看成是一个孩子的撒娇举动，其目的是为了索取更多的热诚和重视，其内在基础则依赖于舅舅显赫的地位。问题在于，卡尔发出威胁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甚至他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