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钟摆

喜剧

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从他逝世不久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声称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真理奥秘的人，包括那些宣称是禀承了卡夫卡衣钵的作家和诗人，有时只是发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错误而已。对卡夫卡作品的误读始终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卡夫卡的语言方式缺乏经验，不够审慎，人们习惯于从他的小说、随笔、日记中的片言只语寄托个人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缺乏耐心（卡夫卡本人将这种惰性称为人类仅有的两大罪恶之一）。也有一些作家不堪卡夫卡被迅速神话化的巨大压力，干脆声称卡夫卡的小说毫无价值，一钱不值，应当将他从“经典文学”的殿堂中扫地出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像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的不耐烦乃是由于急于想看到底牌，而握有底牌的人并未告诉他相关的信息，只是微微表露了一下暧昧的笑容。这种观点本身似乎不值一驳。我个人亦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对任何人都重要的必须加以研读的作家，阅读卡夫卡的确对某些人的心智提出了挑战，有时还带来伤害。我们知道，匈牙利的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卢卡契亦曾对卡夫卡的作品不屑一顾。尽管个人的遭遇促使他最终改变了态度，然而发生在卢卡契身上的这一种转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或必然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这样一个契机，从而缩短他们与卡夫卡之间的距离。

笼罩在卡夫卡身上最大的神话之一，就是卡夫卡是一个痛苦的精灵，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这种生活孕育之下的小说莫不如此。对于那些习惯于将作家的痛苦等同于其才智，用痛苦的试金石来丈量作品的光辉的批评家来说，卡夫卡及其作品无疑就是坚如磐石的论据。我不想忽略家庭、时代和社会的结构形态加之于卡夫卡的痛苦、荒谬和绝望感。然而，假如我们简单地将这种绝望感与他的小说内容画上等号，就不仅会妨碍我们对卡夫卡小说的欣赏与诠释，也有违于文艺批评的一般原则。

比方说，莫扎特的一生充满了尖锐而持久的痛苦，但他的作品却既不晦涩，也不灰暗、绝望。假如我们抱着一种纯粹的寻求趣味的心理来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卡夫卡的那些迷人的故事并不缺乏趣味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看到一位女同学在读卡夫卡的《诉讼》时哈哈大笑，我问她有什么好笑的，她回答说，好笑的并不是K莫名其妙的被捕，而是那两位看守极其认真地吃掉了K的早餐！事实上，卡夫卡写完《诉讼》的第一章，将其朗读给他的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笑得前仰后合。卡夫卡的幽默还不止于此，随着情节的深入，我们知道那两个名叫佛兰茨和维伦的看守每次奉命去捉人的时候照例要把遭逮捕人的早餐都吃个精光——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那么兴奋，为什么起得那么早，吃早餐时为何那么专注和认真，仿佛吃掉“罪犯”的早餐是生活中惟一值得追求的乐趣。我们不应忘记卡夫卡是一个捷克人，也不应忽略那个滋养着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的文学传统。我认为，帅克与卡夫卡笔下的K的确有几分相像。我甚至联想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K的噩梦是吉诃德游历的另一个版本。而桑丘·潘萨就是《城堡》）中K的两名“忠实”的助手。

卡夫卡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由于小说披上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外衣，戏剧性的场景或情节反而不容易辨认，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阴森的法院里，还是积雪覆盖的乡村、马厩，抑或是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处决犯人的采石场，都有一种浓烈的戏剧氛围。像《诉讼》这样的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乖张、怪异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就如某种神话的变体，亦如生硬僵持的舞台剧的即兴彩排。然而，我认为这种冲突与传统小说的情节推进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说卡夫卡故意在文体上标新立异，还不如说，这是由卡夫卡独特的经验和表述方式决定的。如果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完全适应了卡夫卡的叙述语态，那么《城堡》和《诉讼》完全可以像侦探小说一般紧张、紧凑、张弛有度（也的确有学者将卡夫卡的作品与经典的侦探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喜剧天才。在《诉讼》中，当K不厌其烦地向他钟情的比尔斯纳小姐表演被捕的过程，并借机抱着对方疯狂地亲吻的时候（他脑子里充满色情的幻想，试图叫出她的奶名），读者会和比尔斯纳小姐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们不一定笑出声来，但能够理解卡夫卡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