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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似乎忽然“盹着”了，进入了集体休眠的状态。而倒是在为精英文学所不屑的电视剧制作领域，出现了某种新的活力。但这种活力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并非福音。至少，它向文学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和质问：当文学（特别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故事被电影和电视攫取之后，沦为次一级存在的“文学”，其根本出路何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把乔伊斯以来现代主义精英的老路再走一遍？或者通过宣布“文学已死”而根本取消这一焦虑，进入某种狂欢化的时代？

实际上，文学不会死亡，正在死去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现代文学的终结”这一概念，并非指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存在的现代文学学科本身（但即便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内部，同样的尴尬、暧昧、困境和危机也十分明显，近些年所兴起的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既是危机的信号，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重新寻求出路的症候），甚至也不是对当今文学创作的简单批判，而是针对支撑当今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社会文化机制，针对自十八世纪以来以现代版权法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整体性的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化策略。

如果我们不走出这种“现代文学”总体观念的禁锢，不走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圆环的循环，真正意义上文学的出路无从谈起，文学中最宝贵的解放和超越力量，也不会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注释】

[1] 在《布法与白居榭》中译本问世之前，我曾多次向包括米歇尔·布托在内的法国同行请教，征询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要么没有读过，要么完全没有兴趣。

[2] 实际上，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的动机之一，是想看看堂·吉诃德这样的古代骑士，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会有何等遭遇和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堂·吉诃德是包法利（善良、诚实）和爱玛（爱幻想、不切实际）的合二为一。

[3] 《卡拉马佐夫兄弟》自1879年起开始在刊物连载，单行本问世于1881年，而《布法与白居榭》则于作者去世（1880）后的第二年发表。

[4] 感谢李陀先生向我推荐并复印这篇文章。

[5] 参看劳伦斯·雷尼：《现代主义文化经济》，收入《现代主义》一书，（美）莱文森编，田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3页。

[6] 劳伦斯·雷尼：《现代主义文化经济》，第71——72页。

[7] 劳伦斯·雷尼：《现代主义文化经济》，收入《现代主义》一书，（美）莱文森编，田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8]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译本序，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9] 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译本序，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