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书店之今昔（第3/6页）

天明八年（1788）正月晦日，鸭川东侧民家遇火，因强风而瞬间蔓及五条、寺町通。黄昏时，连二条城也在大火中。这场大火是京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灾，两日后方止，史称“天明大火”。当时京都市街八成以上化为灰烬，损失甚于应仁之乱。三条通一带集中的书商也大遭毁灭。重建过程中，有些书商舍弃原址，迁居寺町，比如钱屋惣四郎。惣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于享保八年（1723），幼年于堀川通的书肆钱屋仪兵卫店内当学徒。宽延四年（1751）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开店，获准用主家钱屋之名，加入书林协会。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尽毁。文化二年（1805）迁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灾的鸠居堂也搬到寺町通，离钱屋相距不远。钱屋惣四郎从此改店号曰竹苞楼，营业至今，与鸠居堂做了两百多年的老邻居。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突然迁往东京，素与出版界关系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随往，以佛书为中心的出版活动停滞不前。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店因无法适应新时代而陆续关张，一些敢于创新的店主不得不远迁东京，幸好发展大多不错，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建校，首开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设法科、医科，三十九年（1906）设文科。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京都府立医学专门学校、同志社、立命馆等也相继开校。最初大学周边鲜少旧书店，后来慢慢兴起，终成规模，京都出版业、旧书店藉此迎来转机。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书肆街约有二十五间书店。数量上虽超过寺町，但都创业于明治三十年（1897）之后。京都传统书店主要经营佛书、和书、美术书三大类，而当时丸太町只有一间关于美术、建筑的书店，其余均以周边大学师生为对象，经营学术、教辅书。寺町通书肆亦有发展，新开的有芸草堂、汇文堂等，此时仍可称京都最高水准的书店街。据日本经济学家胁村义太郎回忆，大正七年（1918）到大正十年（1921），他在第三高等学校（现在的京都大学前身之一）读书时，丸太町东侧，即冈崎、吉田学生街一带，一家书店也没有。出町柳附近以东、田中地区以及北部的下鸭地区，亦无一家书店。大正年间，田中、下鸭一带住了许多学者，但他们若欲购书，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

三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昭和时代以后，京都市内大学机构扩充，交通发展，对书店街的发展又产生不小影响。如市内开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万遍区域的路面电车，京大农学部前至银阁寺前，以及百万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铺设了电车轨道，白川通、百万遍区域也逐渐有了书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经济萧条，京都不少古本屋无力招聘店员，无法继续营业，颇有倒闭关张、书籍流散者。

京大出身的日本史学家林屋辰三郎在随笔集《历史·京都·艺能》中回忆道：“昭和十年（1935）左右，我的学生时代，京都的古本屋也属同业者町。从北白川附近的住处出发，首先是银阁寺道到百万遍这一段，由南到北呈之字形的第一区。接着熊野神社到寺町，丸太町通两侧是最为密集的第二区。再去往寺町通一带，即丸太町往南到五条为止的区域。如此逛下来，大抵已能满足古书之用。”

二战期间，京都虽未遭空袭，但还是深受战争影响。许多店主、店员都被征召出兵，留下家眷艰难照料生意，不少店铺不得不关张。战争后期，为躲避空袭而强制避难，又有许多书店倒闭。战后，大量读者来到京都买书，许多外地书商也纷纷到此搜书，京都市民纷纷出售自家藏书换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庙在农地改革中丧失领地，财产管理混乱，遂将自古以来的藏书、书画、古文书倒卖给旧书店，藉此维持生计。其中，也有不少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

京都八坂神社西楼门（明治时期）

八坂神社西楼门外的四条通（明治时期）

20世纪初的京都书店

20世纪初的京都纸笔墨店

战后百废待兴，京都的旧书业渐渐恢复发展。数十年来，旧书店渐由原先相对集中的状态散往市内各处。不过，书店与书店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甚远，虽从某片区逛到下一个片区也要费些工夫，但彼此并不孤立隔绝。

在昭和时代，新书店与旧书店的概念区分依然较为模糊，很多新书店同时经营旧书。直到现在，“古本屋”与“古书店”也没有严格界限。一般来说，将古籍、珍本称为“古书”，比新品便宜的普通书籍叫做“古本”。京都专营古书的，有众星堂、志满家，都在寺町区域。不少店都兼营二者，如紫阳书院、朋友书店。另外还有一种旧书店用语，将专门书、绝版书一类难得的旧书称为“黑色本”，将新出的并不那么难得的小说、漫画称为“白色本”。平成（元年为1989年）以来，出版形式、图书载体、购买模式均呈多样化，传统古本屋生意确不如前。90年代开始流行“新古书店”，即回收新刊漫画、教科书、光碟，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风靡日本的Book Off即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