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未远：朋友书店

刚到京都时，赁居于吉田山东侧、银阁寺道旁的小木楼，离学校很近。下雨天不骑车，步行穿过山中，经神乐冈町的小道，在今出川通旁的地藏菩萨跟前拐弯，从学校东面侧门进去。比平常骑自行车沿今出川通走的那段要起伏有趣，山道两边多民宅、花圃，十分宁静。据说王国维曾住在神乐冈町八番地某处。1900年年底，二十四岁的王国维曾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又携家眷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1913年3月26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书信有云：“半月以后，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董二公新居极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 据师长前辈口耳相传，神乐冈八番地的旧居今已不存，被一座新宅院取代，住着一户金姓韩国人家。同志社大学的钱鸥先生曾道：“有一次，我带北大的陈平原夫妇去看王国维的故居，这家的太太从屋内的屏幕看到我们一直在房子外指指点点，就跑出来问我们。我就告诉她是这样一回事，她听了显得很惊讶也很高兴，带我们进屋内参观。”

神乐冈八番地当年“去市略远”，如今虽走几步即有超市、便利店，然而仍极幽静。半山腰有一家门面朝大文字山的朋友书店，专售东洋学相关书籍。刚来时见到仓库门口堆满的中国图书公司的纸箱，很觉亲切。店门很窄，内有书室两间。外间靠墙两排大书架，中间一排，角落散置数处小书架，多为文史类书籍，亦多京大人文研究所的学报和这家书店自己出版的影印本、学者论著。内间多小说、戏曲、方志、诗词，搜罗之广不逊国内旧书店。但中国大陆图书因是进口，价格自然也高，多为原价的两三倍，甚至更昂。柜台里是一间办公室，三两位工作人员埋头理书，见有人来，会默默出来为你开灯，又悄声回去。室内堆满书籍，书架间仅容一身挪转。墙边有折叠梯，可自取。店里客人很少，非常静。我常常只看不买，觉得不好意思时也买过几本图书目录。还有平乐寺书店出版的掌中版《东方年表》，大谷大学的藤岛达朗、野上俊静编，到2007年已是三十六次印刷，店里标价四折。

某个下雪的夜里，放学回家。本已走过一段，却又被店里柔光照拂的书墙吸引，转身过去。角落里有些书本久无人光顾，覆了薄薄尘灰，不知它们几时到此，又与我相遇，心里一动。那两本价格并不低的《国朝宫史》和《国朝宫史续编》就是在这恍惚间买下。

每年11月京大的东洋史研究会，朋友书店都会在会场摆书摊。有大量中日两国出版的经典图书，折扣虽然不多，但琳琅满目，氛围极好。有些国内出版的文史图书，印数不多，也较冷门，这里却能第一时间见到。曾向店家赞叹进书速度，主人土江洋宇淡然笑道：“这是自然。我们店跟中华书局有来往，每次都是从北京那边直接进货。不谦虚地说，书局的书，我们这里的搜罗速度也不比大陆一般旧书店差……”

这位土江先生是朋友书店的第二代主人。创业者——他的父亲土江澄男先生毕业于京大法学部，最早在大安文化贸易公司工作，对中国图书、中国出版业很感兴趣。大安公司今虽已不存，却在中日出版交流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1951年，大安书店创业，主营中国书刊，通过中国的国际书店进口图书。1955年，大安文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大安公司不少人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共产党关系甚密，也不乏对“文革”抱有支持态度者。上世纪60年代，大安引进不少与“文革”有关的报刊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支持“文革”的论著。当时在日本经销中国图书，是风险很高的生意。据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记载，大安书店经理小林实弥曾因向中国出口书刊，被日本警方拘留。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小则正元也曾因发行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被日本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判处五年苦役。日中友好协会向大安施加压力，命他们停止进口、销售中国书籍。1969年，大安宣布倒闭，而大安出身的很多职员却将中国图书带到各处。土江澄男在京都开创朋友书店，小林实弥等人在东京开创燎原书店，原大安职员关敏昌在东京开设满江红书店。现在燎原书店仍是东京中国学的重要坐标，虽然店主称经营艰难，不如从前。

土江澄男在1988年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当时日本畅销中文书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