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未远：朋友书店（第2/3页）

1958年，我很幸运能在与国际书店有贸易关系的大安公司京都分社找到了工作，从此我与国际书店的关系更密切。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开始在出版界反映出来，这期间发行了几百种古籍，相继出版的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水经注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李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陔馀丛考》《二十四史考异》《少室山房笔丛》《蛾术编》等等。这个时期还公布了古籍出版十二年计划，其内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示出版文化的远大前景。

朋友书店初在宇治，不久迁到神乐冈町。那是1973年，当时洋宇先生才小学二年级。虽地处幽僻，但离京大很近，很快成为文史专业师生日常光顾的地方。后来在北白川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又开了家分店，彼处以考古、辞典等大开本书籍见长，亦多古籍。土江父子做生意很有些老派人的作风，店里到了什么新书，会通知老主顾。哪位老师哪个研究所感兴趣，他们会将书亲自送上门。90年代初期戴燕在京大时曾见此景：“隔一两天就会见朋友书店的人到研究室来送书，送书人面目清秀、西装笔挺，肩上扛重重的一只大纸箱，挨个敲门。起初我想不到这便是老土江的儿子。后来熟一点，知道他的任务是出外勤，每天开车去学校、研究所或人们家里送书。”（《在京都卖中文书》，见《买书琐记》，三联书店2005年版）

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的分店

土江澄男与京大众学者交谊颇厚。吉川幸次郎过世后，他写过一篇追忆文章，录之如下：

四五天前，贝塚茂树先生到店里来，从他那里听说了一个坏消息。四月八日凌晨，吉川幸次郎先生遽然辞世。前夜骤雨乍停，蓝天虽有太阳，却是薄寒天气。我们住的银阁寺、哲学之道、北白川一带的樱花开得极好，也正是这样的日子。

回想起来商人（中国书籍进口生意）与客人之间二十余年的情分，实在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尽。

首先想起来的，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二楼的研究室。被锐利的目光凝视，对方用低沉的威严的声音缓缓说着事情。内容虽已忘记，那种很紧张、脊背冒冷汗的感觉却记忆犹新。后来先生退休，住在离银阁寺很近的地方，离我们店也很近。这七年里，时常到店里来。我也到先生府上拜访过。脊背冒冷汗的紧张感虽然没有了，但因为不开玩笑也不闲聊，所以那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感仍然能够记得。

前年春天，先生感冒，卧病数日。我登门问候。不久恢复后，先生缓步来到店里，右手慢悠悠拿出一只纸包，道：“谢谢你来看我，我太太跟我说了。这个给你孩子吃吧。好像挺容易化的，请放到冰箱里吧。”那是白川通的法国点心店“Dong Co”家的冰激凌蛋糕。先生回去后，我心里虽然很过意不去。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很开心。

我们这样做卖书生意的，和相当多的大学老师有来往。其中也有对我们冷眼相待的。而吉川先生却始终如一，平等相待，言辞亦极亲切。且很多老师退休后购书数量明显降低，而吉川先生却连报纸杂志都要亲自过目。对中国的新刊出版动向也很留心。订购的书送迟了，也仅是委婉地提一句而已。

从书商角度来看，先生确实是杰出的研究者。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先生在守夜时道：“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晚，我感觉寂寞，饮酒到深夜。四月九日乃先生私葬之期。终日霖雨不停。［1］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生著述、翻译极丰，京都大学文学部至今仍有研究班整理其遗稿。他少年时结识亦师亦友的青木正儿，对其一生兴趣所向影响深刻。十九岁高中毕业的春天，游历中国江南，对中国文化更为倾慕。在京大文学部读书时，跟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习考证学、汉语、中国古典文学。1928年到1931年间留学北京，回日本后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工作——即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兼任京大文学部讲师。为彻底融入中国，当时他与前辈仓石武四郎同穿长衫马褂，同说汉语，同用汉文写论文。他1932年结婚，终生居住在京都左京区，写过不少回忆之作，如《白川记》《田中记》《白川庐怀旧》，情味深切。1979年任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在中国访问三周。次年4月8日病逝，葬于京都东山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谷本庙。他弟子众多，竹内实、清水茂、高桥和巳、笕文生、笕久美子、兴膳宏……惠风桃李，绵延不绝。哲嗣吉川忠夫先生继承家学，出身京大，专业是中国中世思想史，2009年起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