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重临川一梦：临川书店

在加茂大桥附近，出町柳以西不远，有一家临川书店，今年刚好创业八十周年。林文月在《京都一年》中提起临川书店，曰：

这一家旧书店以好书多和价钱高闻名，往往有已绝版的书，因此对一个急需的人，或有购书癖的人来说，明知其贵，也不能不倾囊了。据说这书店的老板极有眼光，也极有生意脑筋，一本绝版的好书在他手里，一夜之间可能提高好几倍的价钱。旧书铺里的书绝不全 贱售便宜货，一本旧书的价格比新出版时贵上三数倍，乃是极普通的事情，因为毕竟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纸张的新旧，和装订的好坏啊。“临川书店”的书籍向以外间稀少著称，有时他们甚至号称“仅此一家有”，但是，如果一本老板认为“别家所无”的好书突被发现，他会毫不迟疑地派人高价收购下来，以维持“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和书店的“信誉”。这一点，往往使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却奈何他不得，因为他们的脚步永远比你快一步!

这家店平时并不开门，每月有一到两次旧书特卖会。开始没怎么留意，因为日常总见大门紧闭。某次敲门进去，对方说抱歉，敝店平时不对外开放，给了我一本图书目录，告诉我下次特卖会的时间，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我下午才去，架上空了大半，但还是挑出一堆：民国二十四年版《宋人轶事汇编》二册，《日本儿童游戏集》一册，《万历武功录》一册，《粤海关志》两册，《东游行部志》一册，后三种皆非全本。而每册只三百日元，品相好，其价亦廉。

临川书店在加茂大桥附近，出町柳以西不远，平时不对外开放

等到下个月特卖会，起了个大早赶过去。才刚开场十多分钟，门前书箱又空了不少。我最关心的东洋史一块，居然空了大半。剩下的里头有光绪点石斋石印巾箱本《文献通考》二十三册。品相算不上很好，有几册已脱线，但内页纸墨明净清晰，且标价止一千三百日元。我当时对买线装书毫无经验，看到可能有用的、字纸过得去的、价格合适的，就都买了。当日还买下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云仙杂记》一册、民国二十七年商务印书馆丘汉平编著《历代刑法志》上下两册、三省堂《枕草子 徒然草》一册。

三年后，偶跟友人谈起京都喜欢的书店，对方兴致很高地讲起临川书店，说当年曾以一万日元的价格买下民国线装关外本《清史稿》：“那天我很早就去了！守在门口，一开门就看到了这《清史稿》。一翻，品相真不错。再看价格，真是心动！二话没说买下了。那天还有光绪点石斋石印本《文献通考》，却为巾箱本，我嫌字太小，毕竟看着不方便，就算了。”我忙问他，是不是某年某月的事？他想了想，点头。我大笑：“你没看上的《文献通考》，被我买走了！还以为自己那天去得早！”有此故事，友人更是陶醉：“我在京都这些年，这是迄今最得意的一件！这些年临川书店的好东西是远不如过去多，但偶尔还是能撞着惊喜。”

临川书店在京都的根基很深，有自己的出版社，专长在中国文史、日本文史、考古学等人文方面。在东京也有分店，全国各大城市均有经营处。当然旧书特卖会只是京都才有的福利。

1929年，初代主人武井一雄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曾供职日日新闻社，在不久之后的清共运动（red purge）中遭解雇。因为个人兴趣，他到东京著名的中国书店文求堂见习了一段时间。1932年，他决定到京都开一家专门进口中国书籍的书店。之所以选择京都，一是因京都的人文环境，二也是为避免与文求堂竞争。而当时京都已有汇文堂，且汇文堂主人大岛友直亦出身文求堂。当时日本经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圈子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自然也对这些书店多加关照。比如和汇文堂关系很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小岛祐马，就特地对临川书店多加照拂。如此方立足京都书肆界。

武井一雄曾回忆为何选址于加茂桥畔。他说当年还在东京时就常拿着京都地图研究，想在鸭川以东的百万遍、吉田区域的京大学生街或御所附近的同志社学生街选一处地方，但都未如愿，于是索性挑了这么个折中的地方，离两边都不远，也独树一帜。至于店名，现在人们大多以为临川的川指的是鸭川，其实不然。当年武井决定来京都时，曾央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赐名，田中起了三个。当时郭沫若正亡命东京，与田中相交甚笃。他偶然瞧见，认为其中“临川”之名最佳。一来王安石有《临川集》，二来京都岚山有临川寺，五山版中即有“临川寺版”，是故临川二字与出版业渊源甚深，用作书店名很是贴切。此番来历鲜有人知，店主也不刻意纠正客人们的误解，反觉临着鸭川之畔的巧合也是不错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