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御史与一枝梅（第4/5页）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么？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辨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至一边。绝非正人君子。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与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

并不想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还会沦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尊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深恶痛绝。虽然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还是肯定会有的。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样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冰雪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人的想法不说，连潮水都如若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发现有一点，他是个颇能够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有种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