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精神

北欧是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高平等性和高均衡性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体系可以简化为：斯堪德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合作主义＋平等的精神。

北欧的社会平等体现在诸如国民收入、福利平等、官民平等、性别平等方方面面。

在中国年轻的妈妈爸爸一直热衷于探讨孩子富养穷养之问题，在北欧国家这并不能成为问题。北欧国家的父母们，用爱心和耐心培育孩子的观念，则会使孩子终其所生受益无穷。

性格乐观，为人平和，工作无贵贱之分，凭兴趣选择工作的北欧人，是北欧国家发达与进步真正的基础，而为之奠基的，必定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在社会民主党成为瑞典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路德宗16世纪传入北欧诸国，信仰里的“爱你的邻居”的观念，立刻与瑞典、丹麦等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北欧民族精神的形成。

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孵化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瑞典政府鼓励妇女就业和参政。女权之风在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国家甚盛，从英国女王、丹麦女王及未来的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来看，就知道北欧国家在性别方面从来都是必须平等的。

早在20世纪以前，瑞典就有不少支持女权主义的良好传统。曾经读过一本经典瑞典小说《汉娜的女儿们》，一个家庭三代女性的故事。讲了这个家庭三个女人的命运：奶奶汉娜生活在瑞典农业治国年代，给富有的农场主当帮佣，小小年纪被农场主的儿子强奸也忍气吞声，把遭遇的不幸归结为个人命运。在男权具有绝对权力的时代，即便她发出呼声，蒙羞的还是自己。

汉娜的女儿约翰娜目睹母亲的境遇，性格独立而坚强，选择向社会发声。而她处的时代，也正处于瑞典社会转型和女权意识觉醒期。父亲的教育角色开始参与到儿女的成长过程中来，两性平等的意识被摆到桌面上，以约翰娜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崛起的一代，开始从厨房走向职场。不仅如此，在爱情和婚姻中，也不再扮演被动和任人摆布的一方。

约翰娜的女儿安娜，像现在瑞典社会所有新一代的女性一样，通过妈妈和奶奶两代人的努力和争取，女权意识早已融合进骨子里，血液中，且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我们也不妨把这部小说看成是瑞典女权主义崛起之路的“女权运动史”。在这方面，“汉娜和她的女儿们”功不可没。

也许直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还在为女儿的嫁妆而常和亲家闹得脸红脖子粗，又或者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家庭遗产根本没有女儿的份儿。而早在1845年的瑞典，议会就已经通过了给予妇女遗产继承权的《妇女继承权法案》。所以现今的瑞典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高达47%，高居欧洲之首。

女人的修养与文明高度，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高度。在全民关注的收入和福利上，瑞典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义。在瑞典，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妈妈和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比如从孩子出生的那天起，政府视每个孩子为己出，每个月针对每个孩子免费发放的1000克朗左右“牛奶金”，一直到孩子16岁成年那天，其间不会中断。

在孩子两岁以前，妈妈会有每天200多克朗的“妈妈金”。有工作资历的会按工资比例来发放，得到的更多。像新移民那样没有工作资历的妈妈们，则最低限度亦如上所述，每天至少补贴200多克朗。我的女儿出生于2006年8月，而那时作为新移民的我才刚刚踏上瑞典土地不久，别说去工作了，为了适应以后的生活得首先学习瑞典语，受到的都是免费教育。但作为新移民，除了我的“妈妈育儿补贴金”，孩子也享受着“宝宝牛奶金”的补助，直到她年满16岁。

相对其他成千上万享受着这笔补助的孩子，我的女儿只是其中一例。作为妈妈，如果是工作的，育儿补贴会根据其工资收入的80%来核算，相当可观了。这也是为何很多瑞典女人会一拖再拖生孩子的期限，过了三十五六岁生孩子的大有人在。诚然，享受无拘无束没有孩子的自由生活是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工作几年之后一旦育儿，就可享受高额的带薪育儿假。这笔账，即便是被丰厚的国家福利惯坏的瑞典男女们，也还是会算的。

北欧人对待利益的特点是：不合法不属于自己的绝不染指，合法范围内的则积极争取。北欧的经验充分证明高增长和公平分配是可兼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不仅并不冲突，而且福利和社会公正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同时，福利导向体制和民主、自由之间也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