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我深感哀痛。

作为一位文章家、文艺理论家、古小说研究专家、教育家和编辑家，他的逝去，对于许多相关的领域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有一种损失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那就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亡失。

何先生以战士现身，可以说是近三十年间事。毛泽东词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作为“胡风分子”及“右派分子”的双料贱民身份，何先生恰恰是一生被“裁”为“三截”的人。他自叙说"从成年到投老的人生跋涉，曲曲折折地经历了流亡、牢狱、播迁、劳役等种种屈辱和艰辛，虽不惊天动地，确也死去活来。倘若在承平年代，这样的经历庶几也只有英雄人物才能承担，但时代偏让我这个平凡人挨上了。”九死一生，这其中确实带有某种英雄主义的悲壮意味。然而，许多和何先生一样挣扎着活了过来的知识分子到后来都纷纷表示不念“旧恶”，主张“宽容”做出极其温和豁达的样子来了。果真生活在一个没有阴翳、和谐圆融的世界里，确乎是幸福的事，可惜何先生不能，因为他实在无法摆脱苦难记忆的重压。于是，我们看见他每每为文，都要披坚执锐，如赴疆场一般。这种堂吉词德的架式，在我们的学者之流看来，未免觉得太可恶一一那简直是"蛮性遗留"了!

何先生从来不曾拿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炫耀，但也不讳言个人的遭遇和怨愤。对于他，苦痛的经验，已然训练出敏锐的痛觉，直抵体制的核心。他善于察见鬼魅，勇于挑战强势，唯是没有耐性或竟不肯作“壕堑战”，往往孤军深入而不惮于短兵相接。

何先生一生树敌不少，却不见有什么“私敌”；大约舒芜算得上唯一的一个，事实上仍然同那场著名的文字狱有关。他坦言道：“对受难者，对社会公德，对历史都有不能不担承的良心和责任。”何谓战士?战士就是为社会而战的人。作为战士，他的思想观念中必定具有一种普世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譬如自由、民主、人权、社会正义等等，都是其中的内容，为现代人所普遍认同的。当然，当今世界也会有连“普世价值”一词竟遭到否弃的时候；但这也无妨，历史的进步本来便是由斗争换取的，不然要战士干什么呢？

从青年时代任新闻记者开始，何先生便投身于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结果罹身罗网；挣脱之后，仍旧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可谓“虽九死其犹未悔”。不过，何先生似乎未曾使用过今天已经变得很流行的“普世价值”一词，而变换了一个颇中国化的用语，就是“五四新人文精神”。不问而知“五四”首倡自由民主科学，本身便意味着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和对现代价值的接受。至于“新人文”，显然是相对于“旧人文”而言的。在何先生看来"旧人文"大约指儒家的“仁”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但这些都是必须合乎“王道”的。所以，他在一篇关于文学史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中心(主流)与权力中心(主流)相对立的命题，并认为是历史的一个“大纲”。这个说法，与鲁迅的著名的“循环”说颇相近，即: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人民”一词，由于长期被滥用，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聪明的学者用“公民”所取代，至于“公民社会”形成与否是大可不必计较的。在这里，何先生坚持使用“人民”这个政治学概念，而不用“公民”这个宪法学概念，相对于国家权力，其意当在明确“五四”人文精神的历史主体的罢?

总之，在满嘴“后现代”“反启蒙”的学者眼里，何先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无疑的了。只是，他所保守的，是“五四新人文精神”自由民主科学的核心价值，而且随时随处加以捍卫，而不许有任何站污和损害。不同于权门之下的善变的学者，藉口“反思五四”对“激进主义”大加挞伐。其实，“五四”式的激进主义是自由民主的一种形态，一种足以引发专制帝国为之震荡不安的社会运动的形态一一此等“反思”无非暴露反思者的叶公本相而已。

战士是现实中的战士。

作为杂感家，何先生出版过十余种杂感集，都是现实中的抗争，称得上鲁迅说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反专制，反迷信，反特权，反腐败，反奴性，自始至终贯彻他的“大纲”,锋芒直指权力和权力者。较为直接的，有如议论陈希同案一类时评，更多的是针泛社会痼疾，所以常常借历史、民俗、艺文之事生发，但最后一样回到现实政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