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保尔与萨义德之间

去年诺贝尔文学得主、英国小说家维·苏·奈保尔是一位备受攻击的人物。这是毫不足怪的。大抵特立独行之士，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攻击奈保尔的人们中间，竟包括了向来以大胆批判著称的爱德华·萨义德。

萨义德原是巴勒斯坦人. 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幼年在开罗读书. 1951年移居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196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一生勤于著述，并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歧视与宰制，积极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为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官方视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不改初衷，一直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命，坚持一种责任感。《东方学》(1978）是萨义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萨义德从福柯的关于知识、权力与话语理论中获得灵感，在书中重构国际政治的历史格局。他认为，东方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西方出于全面干预和控制目的的一种发明。所谓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合法化的话语，也是强制性的话语。据此，他试图从政治到学术，从地理到文本，对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清理。无庸置疑，《东方学》本身包含了许多西方观念，话语逻辑和言说方式也基本上属于西方系统的，但是，萨义德的锋芒所向，毕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会，所以随即引起争议。而这部著作，也正好由此大大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萨义德反抗霸权，反抗统治性，这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强调说，唯有这种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书中第五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其中写道：“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但是，他接着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环境的诱惑，摒弃个人道德感，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等等，这是值得谴责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腐化”心态；倘若这些习惯内化，必将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

富于戏剧性的是，奈保尔没有放弃他的道德立场，他质疑，他讽刺，他批判，却因此构成了同批判家萨义德的冲突。

同萨义德一样，奈保尔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萨义德大三岁，于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家庭，18岁时入读英国牛津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毕业后移居伦敦，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 (BBC)。从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由东方而西方，然而，对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文化，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他为这种“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尴尬，但这种无家园感无归属感，无疑同时给了他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批判的便利。他开始写小说，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尔大街》，获毛姆文学奖；1961年出版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誉为后殖民文学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纽约时报》的书评称他是“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如果仅只从事文学方面的写作，他将不会遭遇萨义德，可是不然，他确认长篇小说已经过时，是属于十九世纪的事物，于是进而从事非虚构类文体的写作。如果仅只写点我们惯见的游记之类倒也无伤大雅，他却把这种文体打磨成为一种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而萨义德，正是第三世界的义务守门人！

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 (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剌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从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