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一部是《瓦普察洛夫诗选》，另一部是《米吉安尼诗文集》。

《瓦普察洛夫诗选》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多人译。封面桔红色，其上有线描的两个武装起义者形象，书名及书脊均作玫瑰红。若在煤油灯光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温暖，仿佛透着初暾的微光。

《米吉安尼诗文集》是中学时代购读的，存放在家屋的大木柜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突发洪水，所有的存书连同木柜全被压在砖泥之下，其中就包括米吉安尼。我找不到书的封面，首尾也有缺页，扉页后面插印的作者头像也没有了。依稀记得诗人的模样:前额开阔，目光略带忧郁，唇上留着短胡髭。这部书的用纸特别粗，脆，颜色也特别灰。“大跃进”年代有一批书都用这种纸，海涅的《新诗集》就是，简直近于黑。米吉安尼的诗印在这上面，倒是很相配，愈发显出那忧郁来。

在报上读到关于纪念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的报道，随即想到米吉安尼，以及他们的诗集。两部诗集紧靠在书架一侧，它们是三十年前从乡下一起随我进城的。

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都是巴尔干半岛人，瓦普察洛夫生于保加利亚，米吉安尼生于阿尔巴尼亚。上世纪初，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同样为土耳其人所奴役的世界。瓦普察洛夫1909年出生，比米吉安尼大2岁，米吉安尼却因肺病在27岁时早逝。时隔4年，瓦普察洛夫毙命于行刑队的枪弹之下，年仅33岁。这是划过时代的黑暗天幕的两颗彗星。

瓦普察洛夫的父亲曾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母亲是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的研究生，这样的家庭教育，给一位战斗的诗人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他就读于瓦尔纳航海机械学院，毕业后自愿当工人，随后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社会解放运动。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瓦普察洛夫随之参加抵抗运动，直至英勇就义。米吉安尼诞生在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双亲相继去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当地读完小学，14岁被送进马其顿玛拉斯梯尔地方中学就读，接着又被送进神学院学习， 8年的修道生活，不但不曾使他皈依上帝，相反激发了他的叛逆情绪，不断抨击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不同于瓦普察洛夫的革命斗争实践，他是以一种精神内省的、孤独的方式倾向于革命的。

尽管在家庭境遇和生活道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瓦普察洛夫长期当工人，做过火夫、司炉工、技工，进入党内之后，既是战斗者，又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置身于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更多地表现一个“喧嚣的机械的时代”的集体生活，许多比喻用的都是工厂里的意象。米吉安尼一直当乡村教师，熟悉的是阿尔巴尼亚农民的生活，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贫困而悲惨的生活。在他们的诗中，虽然生活的范围和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对于生活，他们都同声发出恶毒的诅咒。

瓦普察洛夫把生活比作“恶狗”、“邪恶的、愠怒的下流货”、“积重难返的浪子”之类；在著名的《历史》一诗中，他唱出了被压迫者的呼声:

......在你永无穷尽的卷帙里，

在每一行、每一个字的下面，

我们的痛苦将偷偷地眨眼，

发出一声辛酸的呼喊。

因为生活，对我们毫无怜悯，

它用沉重的残忍的爪子，

抽打我们饥饿的面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言会这样粗野……

瓦普察洛夫是富于激情的，即便诉说生活的苦难，也一样声调高亢。我是在一个名为“四人帮”的政治寡头集团覆亡之后不久，骑车进城买到《瓦普察洛夫诗选》的。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在小屋子里大声朗读此诗的情景。

米吉安尼也曾写过激越的诗篇，有的带有战歌性质，不过，他的热情更多地是经过压抑的。比较起来，瓦普察洛夫的诗更偏于主观抒情，技巧更具现代性。米吉安尼对于农村生活和底层人物的表现多是描画性的，正如他所说，“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变成述说”；手法看似陈旧，读起来却是特别真实感人。乡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动荡的、恐怖的、卑贱的日子，我几乎离不开米吉安尼的诗，特别喜爱诗中那种超乎形式之上的忧郁气质。我倾听他，感激他，始终觉得他代表我在倾诉。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在忧郁的旗帜下》:“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每个屋顶上，/都悬挂着忧郁的/没精打采的旗帜……”他常常写到泪水，他的歌声是伴随着哭泣的。他在《苦难》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