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

两类乌托邦

继《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雅各比又有两种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一种是《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另一种是《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都是关于乌托邦的论著。在一个反乌托邦时代里重绘乌托邦的美好图像，对学者来说实在难得，给人的感觉，恰如英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写的那位航海家醒来时所说的，这是一缕温煦的微风，带来的是非常美好的慰藉。

雅各比将乌托邦思想区别为两种倾向，两个传统: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用雅各比的话说，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以英寸和分钟来规划未来，明显带计划性、规定性、支配性。莫尔的《乌托邦》、贝拉米的《回顾》，都被他划归为这一类型。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例举的几种，大约也当属这类乌托邦理论。由于雅各比对乌托邦主义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在辩护乌托邦的时候，他首先把纳粹及晚近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同乌托邦划清界限，认为两者毫无共通之处。

让我们看看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农村每30至40户办一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工人一级劳动力每天3罐大米，二级2.5罐，三级2罐。每人每年发给衣服2套，内衣裤2套，帽1顶，水布1条。按计划，到1977年，每人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实现两天一个水果。农田统一改造，所有田地都规定每块大小为100平方米，劳动时必须穿统一的黑色衣服。合作社的学习规定为:每10天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1个月讨论一次，每次3到4小时；每3个月召开一次大会，时间为1天。经济方面，规定种植“战略蔬菜园地”和“战术蔬菜园地”：战略蔬菜为冬瓜、南瓜、空心菜；战术蔬菜则有青菜、菜豆角和茄子等。饮食制度方面，规定一天2顿干饭，1顿稀饭，3天一次甜食，还有，“按党的规定有休息制度”。这些对略有经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不知这种极权主义的做法，在雅各比那里算不算蓝图乌托邦，抑或是本来意义上的“敌托邦” ?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相反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东西；关于明天，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图像，它只是一种想像，一道幻影，一个梦想的空间。这样的乌托邦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描绘，甚至从根本上避免描绘，雅各比借了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这样概括它：“我存在，我们存在。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了。”齐诺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把雅各比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换转为一种多元主义的描述:“在乌托邦中，将不是只有一种共同体存在，也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乌托邦将由各种乌托邦组成，其中有许多相当歧异的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乌托邦是各种乌托邦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在理想共同体中追求和实行他们自己认为好的生活观念的地方，但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可把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强加给别人。乌托邦社会是具有乌托邦精神的社会。”

齐诺克强调的是乌托邦世界中的自由与自洽，雅各比的意思同样如此。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不同于蓝图式的乌托邦，就在于不对未来作具体的规限，因为任何规限都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现实不被接受而必要代之以乌托邦者，根本原因正是侵害了公民社会的自由。所以，这样的乌托邦，不能不把其支点从未来转移至当下，所谓未来，实际上是关于反抗现实、颠覆现实的一种欲念，一种渴求，一种意向性；这样的意向集中而强烈，以致实现它的全部目的，仅仅在于促使现存秩序的改变。很明显，自由在这里不是属于未来的，可预约的，而是即时发生的。选择即自由。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其要义乃在于自由反抗本身。

乌托邦是精神性的，自由精神永远无法作强制性的统一，所以，凡思想界的异教徒，对这样的乌托邦都不吝使用溢美之词。

可能性第一，“现实性”第二

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论者默里·罗思巴德在一篇文章中以十九世纪的废奴主义运动作为案例，强调未来目标的重要性，而对保守现存秩序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予以批评。

罗思巴德指出，不要把战略估计与制订目标相混淆。“首先，人们必须提出目标，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立即废除奴隶制度或任何其他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压迫。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些目标而不是考虑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他说，目标的“现实性”只能从目标本身来考虑，而不能从如何实现它来考虑。劳埃德·加里森是赞成废奴的，但基于战略上的现实主义的考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目标会很快实现，所以一再宣称废奴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号召进行持久的斗争。可是，后来事实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想，包括加里森本人。奴隶制并不是逐步地，或通过如功利主义者建议采取的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的，而是一下子就废除了。为此，加里森为《解放者》创刊号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社论，对早先渐进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判。当诚意的忏悔不能为保守主义者所接受而遭到指责时，加里森进一步宣称：“我需要的是周围燃起熊熊大火，因为我周围有太多的冰山在等待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