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

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都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的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

一一〔英〕阿瑟·库斯勒

《中午的黑暗》:阿瑟·库斯勒著，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19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这是一本令人悸动的书。

《中午的黑暗》最早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一起，被作家出版社编入“作家参考丛书”。作者与昆德拉同为东欧人，因此在他们的书中，自然含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不同是明显的。昆德拉的书，使人想起一具具完整、光洁、手艺精巧的器皿，所盛是甘美的酪果；库斯勒的书则像一只容量适中的木桶，厚实，质朴，桶内装的地粮。昆德拉的书充满哲理，在疏密有致的情节中，格言犹如银子打造的饰物一般耀眼。在库斯勒的书里一样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还有人生哲学；但是，它没有表现为昆德拉式的抽身而出的智慧，它是沉潜的，深入的，进入内心的，作茧自缚的。而且，这种哲学与情节搅和在一起，以致译者把它解说为一部“理念小说”。如果说，昆德拉是思的，库斯勒则是反思的；如果说在昆德拉那里，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在库斯勒这里，就有了一种不容回避之重。

十年过后，中译本有了新版。新版本封面由墨蓝色改为绿色，装帧讲究许多，惟扉页多出一幅原著插图。据介绍，插图是作者与人合作的，简洁有力，足以传达原著的精神。图中左右为两条大汉的半侧身，突出各自的大手，夹着一个全裸的犯人，拖过长长的廊道。倘若往长廊远端望去，犹如无底的黑洞；往回看则像一只巨形喇叭，正在播放着一个根本听不到，却是人人都能听懂的恐怖的声音。

小说看起来是一部正剧:新的代替旧的，“人民”始终如一，控制不断强化，社会坚如磐石。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非一致。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歧异的，对立的，颠倒的。现实中的喜剧，在道德背景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悲剧:领导即独裁，解放即奴役，前进即倒退，为希望所导引的一切逐步归于毁灭。

这是革命的悲剧。悲剧由众多革命者的命运构成，在作者笔下，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而是趋于高度一致，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主人公鲁巴肖夫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秘密革命的领导活动。在斯大林即“第一号”发动党内大清洗之后，他对党内的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反常现象表示质疑，于是被捕入狱；经过三次提审，接连的精神折磨，终于承认了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反革命”等罪名，最后遭到处决。环绕鲁巴肖夫的活动，展开另外一批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可怕的是，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身份如何，这些轨迹的交叉点都是孤独与死亡。理查德是一个市的小组长，因为竖持说出事实的真相，被认为“散布惊慌气氛”，“有利于敌人”，危害革命而被开除出党。小洛埃长期为党工作，却蒙受组织的怀疑，一度被抛弃为流浪汉；重新工作后，因对组织的——其实是苏联强加的一一决定表示异议，被指为“奸细”最后上吊自杀。阿洛娃是鲁巴肖夫的秘书和情人，可以说，她已经把青春的生命无保留地交给了组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她的这句话，使鲁巴肖夫终身难忘。可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而被告参与反对派的阴谋时，他仍然做了公开声明，以牺牲她作为代价保全自己。在理查德的眼中，鲁巴肖夫“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然而，正是这“父亲”般的人物彻底拒绝了他。当鲁巴肖夫对他说“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之后，他表现得那么自卑、惊恐、无助。小说有一段注满深情的文字，表达他对组织的留恋:

“同志，但一一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说。“您一一您不能把我喂狼，同一一同志……”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二个字......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理查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