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斯威辛写作（第4/4页）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在一个人权状况十分糟糕的国家里，作家惟有同公民一道为争取人权的普遍改善而斗争。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同时也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斗争。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促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妹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专制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多地将有保障的前沿阵地，即未来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一个前提，它生存的时间超过了专制的统治者，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信条，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完全可以想念它的同盟者，无论其处境多么糟糕，未来总是站在它一边，西洛尼与莫拉维亚，布莱希特与德布林，他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持久，正如伊萨克·巴别尔和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比斯大林主义活得更长久一样一一尽管他们死于后者的迫害。”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一个为逝去的时间写作的人，一个始终不曾忘情于记忆的人，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瞻望未来。出入于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于是成为这位公民作家的人生的全部戏剧。

纳粹的口号：“旗帜重于生命。”一个专制政体以无数无辜的生命捍卫一面旗帜，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以，格拉斯反对革命，包括欧洲1968年革命，比较地倾向于保守秩序。他害怕革命设置超人的目标，制造持续的反革命，结果以一种强制代替另一种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反对超党派，则明显与欧洲的党派政治背景有关。但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介入的深度，对个体生命的实际境遇的关切。现代中国很少有像格拉斯如此忠实于记忆的作家，深入反思而且持续行动的作家，具有开阔的视界又执著于眼前事务的作家。他作为一场浩劫的无数幸存者之一经过奥斯威辛，奥斯威辛便因他而获得了永久性的文学存在。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的言说，不同方式的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