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鸡毛（第3/4页）

事实上，在拉比和柯尔斯滕的婚姻中，没有任何争吵是“无事生非”。微小矛盾其实都是不曾给予真正重视的重大问题。每日的争吵都多少牵涉着个性的根本对立。

如果拉比更善于哭诉自己的期许和失望，他可能早躲在羽绒被下，挑明了（有关室温争吵的）缘由：“你说要在寒冬开窗，这让我害怕和不安，跟身体状态无关，而是心理感受。对我而言，这仿佛在谈论有一天要去践踏珍宝。这让我想起残暴的斯多葛学派和你个性中我一直在逃避的那种开朗和勇敢。我潜意识里害怕的是，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新鲜空气，相反，你想采取一种貌似和善实则粗暴、精明、令人畏惧的方式，不露痕迹地把我赶走。”如果柯尔斯滕同样乐于审视自己对于守时的看法，她可能在去餐馆的路上，便对拉比（和那个阿富汗裔的司机）发表了动人的演说：“我坚持早早出发，其实质是恐惧的体现。在这个充满随机和意外的世界，我以这种方式来预防焦虑和一种可怕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我渴望守时，就好比他人渴望权势、驾车希望安全一样；鉴于我的童年都耗在等待一位永远不会出现的父亲，这多少有些道理，即便只有一点点。这是我自己努力去保持清醒的一种疯狂的方式。”

鉴于双方的需求源于如此具象的情境，如果彼此能领会对方如许信条的因由，那么兴许便能生成一种新的机动性。拉比也许会建议六点半就出发；而柯尔斯滕则可能早已给卧室安上气阀。

没有耐心协商，痛苦——无名怒火——便就随之而生。唠叨的一方要立作了断，却懒于说明缘由；被唠叨的一方，也再无心情解释自己的抵触是基于合理的反驳，或是出于令人同情，也许甚至值得原谅的个性缺陷。

双方都幻想令彼此如此烦心的问题会自行消失。

“开窗与室温”导致的又一轮冷战尚在持续中；这时，柯尔斯滕接到了随伴侣住在波兰的好友汉娜打来的电话，询问“状况”如何，她的所指自然是婚姻（已满一年）。

柯尔斯滕的丈夫正在最大限度地抵制妻子对于新鲜空气的诉求，他身穿大衣，头戴羊毛帽，蜷在屋子的一角，还盖着羽绒被，一副孩子气的自怜自艾。她刚刚还叫他大块头杰茜来着，这也并非第一次了。

“很好。”柯尔斯滕回复说。

不管人际交往如何崇尚坦率豪爽，若要承认自己可能——尽管有太多的机会反思和尝试——所托非人，却仍然是颇失颜面。

“我和拉比在一起，今晚很清静，正在看书。”

实际上，对于两人究竟该如何相处，拉比和柯尔斯滕也并无终极真理。他们的心情在不断转换。单一个周末，他们就可能从恐惧、孤单到充满赞美，从渴望到厌恶，从冷漠到狂喜，从恼怒到温情脉脉。为了给他人一个中肯的结论，不论让这种转换停在哪一种状态，都可令这种坦承存在风险，因为事后看，它反映的也不过是某一时刻的心态，悲观的言论总是压制着乐观者，占据上风。

只要一直确保争吵不为外人所见，柯尔斯滕和拉比便不用决定，他们之间的状态，究竟有多好，或多糟。

奇怪而无奈的是，不温不火的婚姻，从来都是被忽略的话题。那些频频吸引眼球的，均是极端的案例——或完美情侣，或谋杀惨剧——所以，面对孩子气的愤怒、午夜的离婚威胁、愤懑不语、摔门而去，以及日复一日的粗心大意和冷酷无情，着实难知我们该给予怎样的立场，我们在遭遇如何的孤独。

理想状态下，艺术会提供人们给予不了的答案。这甚至可能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意义之一：它能告知我们，何种群体太过守旧而让人无法探索。富有价值的书籍应该会让我们带着释然和感激，去思考作者为何如此透彻地了解我们的生活。

然而，有关持久婚姻的现实意义，往往因为遭遇社会大众或艺术作品的遗忘，而不了了之。因此，我们会想象自己的局势，会远远糟于其他夫妻。我们不仅不快乐，还会误以为自己的不幸在以畸形而罕见的形态具体呈现。于是，我们最终会认为，那些纷争并非证实了自己的婚姻本质上在符合预期地运转，而是代表着自己犯下了罕见的根本性错误。

有两种灵丹妙药，可令他们不必持续为痛苦缠绕。第一种是糟糕的记忆力。到了周四下午四点，谁还记得前晚在出租车里为何发火！拉比知道它与柯尔斯滕略带轻蔑的语气有关，而且对于他认为早些下班毫无必要，她表现出了不屑，也不领情，但冲突的具体轮廓，因为清晨六点透窗而入的阳光、电台里介绍的滑雪胜地、挤爆邮箱的工作邮件、午餐时的笑话、筹备会议的忙碌和针对网站设计召开的两小时会议，如今已经变得模糊。所有这一切，补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效果和一场成熟、坦率的讨论相去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