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书房
《南方都市报》读书版要做一个“文人读书”的专版。我说,我读了一些书但乱七八糟不成系统,不过一些碎片,还是写写书房吧。每个文人要走过很多寒冷的路,书房才是一生的暖箱。
我两岁的时候就启蒙了,在成都。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 “特嫌”(指特务嫌疑人)三顶反动帽子被监控在家,除了接受批斗没事干,就教我念字,繁体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 “猫” “牛”来,就以“汪”、“喵”和“哞”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那种怪声怪气让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读《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把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
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响。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幸好老夫会武功,没被打出内伤。他是晚清留洋大潮的学生,与后来一个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四十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我记得他总骂,读书人叛变,就是读书读到牛勾子(牛屁眼)去了。我一直想问这是什么典故,可惜他走了。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受聘于北师大任教,后转到大西南。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和车耀先交好并营救了一些地下党人。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时期是右派,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啊。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也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臭清高,自寻死路。他死的那几天正好是伟大领袖驾崩的时候,所以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了,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位于祠惠堂的那间简陋瓦房,是我第一间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干某个职业的,凡刻意穿得像那个职业,就证明他干得很糟。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把装逼当风格;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作姿态引你注意;天天跟你头头是道分析股市的,其实被深沪套牢十年了......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博物馆久不见什么文物,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去处,阳光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两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 《基度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都有,好多孩子埋头坐在条凳上看书,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想入非非。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标致的八零、九零后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嗑药,眼神迷离,嗑大了就在街边呕吐。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四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名叫辜正九。我的写作就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说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声音很悠扬。
他个子高高,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后来听说他受了一些刺激。学校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二十多年后我偶遇辜老师,这个传说被他纠正。他并未斥责我,仍像当年那样斯斯文文地说,可能有些误会,情况不是这样的。再也不多提。也许是另一学校同姓老师的遭遇,我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