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四合院

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

——2006年母亲节旧文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行追悼会，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要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进一步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指节粗大、孔武有力的女工中，学习一边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一边大声说话。为了配合大家，当大姐们讲些荤段子时，她不时也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

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营巢，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到所有中国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的电瓶充电，手忙脚乱忘记了戴上口罩，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勉强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穿上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问年龄尚小的我，边衩是不是开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