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3/18页）

由此可见，柏桦在最尖锐的时候其实也最悲悯，只不过尖锐掩盖了悲悯而很少人注意到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柏桦兴奋异常：“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下同）

紧接着，柏桦详细地描述了10岁的他莫名其妙地成为红小兵而融进“生活”之中的过程：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6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在那一瞬间，10岁的小男孩柏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仿佛国家的兴亡与自己密切相关。这种戴上了加速器的成长方式，牢牢铭刻在柏桦的记忆之碑上，令他难以忘怀，以至于33年后的1989年12月26日，他以诗歌的形式回顾了那个夏天自己的心理状况和社会景观：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抢军帽”开始流行了，大批判开始了，人性变得更为疯狂。“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

这一切，尚未成年的柏桦自然是看不懂的，正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军帽，但作为一个少年，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于热闹场面有一种天然的热爱。然而这种惬意又茫然的日子并不太长，“自由”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又被召回学校上课。说是上课，事实上是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柏桦的文学才能自那个时候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一个晚上，他竟然对写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提出语法上的疑问——当他看到重庆工人文化宫的一面墙上写着“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时，既为这段话的简洁而折服，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准确，于是颇有些炫耀地大声说：粮食和钢铁怎么能说“一个”呢？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嘛。

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吓得柏桦没命地飞逃。

由于一种沿自内心对领袖的热爱，以及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加上本来就无书可读，柏桦仅用一个星期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书写毛泽东诗词也一度成为他的最大爱好。现在看来，虽然这是一种因无书可读而形成的无奈选择，但这种的阅读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多少给予了一个“未来诗人”以文学营养。多年以后，柏桦甚至写了四本与毛泽东诗词相关的畅销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