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2/22页）

从麦地中猛地窜出的一只

狼像火焰一样没入了河水

我还惊讶在红卫兵走过的路上

我居然捡到了一个馒头

不仅如此，在看到那个馒头时，他还以为那是一块石头，于是他用脚去踢了一下。从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看出少年的松弛的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文革”开始时，九岁的王家新以为可以不再受学校的束缚，获得“自由”了。这主要表现为：在那个夏天，父亲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严格地检查儿子的暑期作业和每天的毛笔大字，于是他和小伙伴们发疯般地玩耍，白天在河里游泳，“晚饭后就直奔桥头/开始玩打仗的游戏”，一直玩到深夜，“小朋友们一个个/被大人们揪着耳朵带回家去”。

然而，这种懵懂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王家新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就在秋风再次刮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狂笑/先是我看到操场上的一个疯女人/在围追的人群中把衣服/狂笑着抛向空中”，“我近前去看时，愣了/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冯老师”。

诗歌中交代，冯老师之所以发疯，是因为她的丈夫李老师被红卫兵打断了一条腿。而最后的结果是冯老师投河自尽。与此同时，王家新的父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受到学生的批斗。“有一次父亲一回到家，就用木杠把大门死命地顶住，好像红卫兵们会冲进家里来一样。我帮父亲的忙时，我大妹妹在旁边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发抖。”（《回忆和话语之乡》）

事情在往更残酷的方向发展，有一天，王家新去县城看望舅舅，碰上了“抬尸游行”，他注意到，“死者肿胀的大腿/比水桶还粗”，为了防腐，尸体四周堆积着许多冰块，但周围的人们仍能闻到尸体散出的腐臭味和刺鼻的富尔马林味。如此惨烈而残忍的场面，被一个孩子迎面遇见，可以想象会产生多么大的震撼。更震撼人心的是，当王家新回到家里，把路上遇到的事情告诉父母，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告诉儿子，他们抬着的那个死人是他高三班的学生。这些学生们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把另一派打到了河边，那个女学生作为战败的一方，跳到河里想游泳逃走而被胜利的一方用石头砸死。更令人惊讶的是，死者已逝去，而胜利的一方却毫无愧意，将打死人的行为美称为“痛打落水狗”！如此巨大的反差，令诗人刻骨铭心，这也难怪时隔30多年，还会不厌其烦地将这一事件搬入自己的诗歌之中。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王家新希望自己能够加入“红小兵”队伍，然而，仍然是由于出身问题，他的要求无法获得批准。“只能眼看着同学们/一批批全戴上了红袖头”。伤心之下，王家新做出的反抗是拒绝回家吃饭，即使是母亲找到儿子后，狂打儿子的屁股，他也不回去。紧接着，王家新被同学们疏远：“就连从小就在一起玩的陆海波/也不来找我了/她已留起了两个小辫子/腰间扎起了皮带/走过我时，还故意昂起了头”。

孤独无依之际，王家新只好自己跟自己玩。——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他后来的写作比较喜欢“单干”的起源。滚铁环，在这个少年的生活中，一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迷上了把铁环从半山腰

使劲地往山上推

然后满头大汗地看着它滚下来

用手飞快地接住

再使劲往更高处推

也许在事过境迁之后的今天，人们读到这些句子时，会感觉到有一种西绪弗斯滚石上山的毅力或者堂吉诃德斗风车的执着，但事实上，当初的寂寞与孤独难以想象，而且毫无诗意。不仅毫无诗意，而且充满担忧：“我的闪闪发光的铁环啊/不要绊倒，不要跌落到深谷里/你若一头栽下去/谁和我一起玩？”

第二年秋天，学校复课，王家新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草绿色书包和一只铮亮的钢笔，他以为，一切有了崭新的开始，然而命运在继续折磨着这个未来的诗人。在填写入校登记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却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因为他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地主，父亲和母亲自然也是地主出身，而且父亲在解放前还参加过“三青团”（即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不再被人歧视，万般痛苦之中，少年王家新决定造假，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了“教员”。然而，“我鼓起勇气交上去了/但我从班主任的眼中看到的是‘地主’/从陆海波的眼中看到的也是‘地主’。”在那一瞬间，诗人“陡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从此沉默寡言，也不再像以往那么任性，只是继续与铁环为伴，“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

《少年》一诗，主要写诗人在1966、1967年的经历和见闻。在这首诗里，涉及了一些有真名实姓的人物，以及不少事件。作为一件艺术品，诗歌对此进行了一些必须的修剪和拼接，有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但在诗歌中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物则是由几个不同人物的命运综合而成。比如在诗歌中，小学时的班主任冯老师最后变成了疯女人属于虚构，而“抬尸游行”以及小学同学对他的疏远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