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3/22页）

尽管作为一篇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虚构的成分，但我们在阅读这首诗时，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当年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生活的一角。因此，这首诗可以说是研究王家新思想历程的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二

受出身问题影响，读中学时，虽然王家新同样“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但仍然未获批准。这样的生活无疑孤单而痛苦，有的时候甚至被一些同学随意欺负。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刘晋锋的采访时，王家新举了一个细小却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天我正在忘情地读一本借来的《一千零一夜》，突然一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没收了这本书。过了几天，我路过校长家门口，看到校长的儿子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读那本《一千零一夜》，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生活坎坷，而作为一个未来诗人的基础正在逐步奠定。王家新父母都是语文老师。父亲是解放前上的初中和高中在湖北省非常有名，因此，父亲的语文功底很扎实，而且还学过英语，被同事们老师尊称为“活词典”。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家新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对造句产生兴趣。小学四五年级时写的作文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个著名诗人的必要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而导致的对命运的思考可能占更大的成分。

因为爱好文学，王家新喜欢摘抄名人名言。这些字里行间里露出来的哲理感与雍容的贵族气息的短句，可以在后来王家新的很多诗歌中找到回应，比如他的成名作《在山的那边》与名言“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之间的微妙联系；而王家新喜欢“单干”的性格，似乎可以从“只有狮子独来独往，而小动物总是成群结队”这句名言找到源头。然而，在摘抄美妙的智慧之语的时候，喜欢当“独来独往的狮子”的王家新万万不会想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罩来，并差点影响了他的前途。

初中毕业时，王家新有五门功课考了100分，一门功课98分，可以说成绩优异。然而班主任给王家新写毕业评语，在表扬了自己的学生热爱学习和热爱劳动这后，这位姓肖的老师也不无“忧虑”地加上了这么一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今天，如果有谁获得这个评价，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久违的中性词，换了一种环境或场合，他甚至可能沾沾自喜：“个人奋斗”，不是什么坏事嘛。萧乾先生在其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曾经这样描述他在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填校友册时的情景——“在填写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红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萧乾很想给自己的亲人们“分派”看城门，卖红薯，搬运工的工作，不是恶作剧，而是他深谙英美文化的价值取向：“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到本世纪（注：二十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及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

当然，那是在欧美，当“独来独往的狮子”，不当“成群结队的小动物”这个观念在“文革”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致命的，“个人奋斗”意味着缺乏集体纪律性，目无领导，不服从管教，更何况前面还有个“严重的资产阶级”！正因如此，中考后，王家新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接到高中的通知书。“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毕业的评语问题。我父亲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正下着大雪，我母亲像大将军一样说：‘我找他们说理去！’我就这样在门口看着母亲拄了根树枝，翻山越岭，一个黑点，逐渐消失在家对面的雪坡上。几十里风雪路啊！母亲终于找到了区革委会管文教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我母亲一说，就说：‘怎么能够这样无限上纲上线呢？小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呢？’就这样，高中的入学通知才补给了我。”（《回忆和话语之乡》）

在母亲的努力下，1973年，王家新得以在距家里20公里外的肖川高中寄宿上学。这所学校既偏僻又遥远，每个周末，王家新回家都得翻山越岭，然后住一个晚上后在再翻山越岭回到学校。加上家境清贫，自己又是长子，王家新在学校的生活异常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