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3/20页）

1984年，韩东开始写小说，并在当年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助教的夜晚》。在韩东看来，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自发表后就也没有重读过。后来几年，韩东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诗歌上，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集中写中短篇小说。如今，韩东已经创作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一大批中篇小说，他作为小说家的影响正在超越作为诗人的名声。今天，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诗人小说家”正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坛现象，粗略数来，就有邹静之、阿来、杨争光、叶舟、张执浩、巴音博罗、雷平阳、路也、李轻松、庞余亮等。光是“他们”群体，先写诗，后又以小说闻名的就有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人。

也许正因为韩东诗歌与小说双栖，他很少在文章以及访谈中透露自己的往事，而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虚或实地融入了小说之中。当我决定写一篇关于韩东的随笔时，除了对他的诗歌谈一些粗浅的印象和“贩卖”一些跟他接触之后的简单印象，我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展开自己的论述。我曾经试图从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寻找他的生活轨迹，而且的确找到一些与他的经历相似之处，但又想起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文学是第三次虚构，所以说，通过小说去寻求真实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历史研究以真相为目的，凭借逻辑证据。文学看上去也有缜密的逻辑证据，但不能相信眼见为实……”（《改革30年，新旧交接恍若隔世》）便赶紧打消了这一念头。

二

从山东大学毕业后，韩东被分配到西安财经学院当老师。在韩东看来，与其是“分配”，不如说是“发配”。因为作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不能分配到北京的同学也基本上能回到家乡的好单位，而把老家在江苏的韩东分配到陕西，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惩罚。自然，这是在读大学是办文学社以及传阅《今天》种下的祸根。

在西安，韩东没有吸取读大学时的教训，创办了一份名为“老家”的刊物。这份打印刊物刊物印数极少，每期大约只有50本。大部分作者是韩东的母校山东大学“云帆”诗社的成员，包括后来在文坛颇有影响的王川平、杨争光等人。

1984年，韩东从原单位辞职，回到江苏，在南京审计学院任教。工作了8年之后辞职，从此不再上班。算起来，韩东总共当了十年的马列教员。

在学校，韩东担任马列教员，上的是哲学课。韩东自称“对在现有的知识结构范围内，得不到解释的事情还是有兴趣的”，因此他上课非常有意思，从不为难学生，专门讲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然后要求学生背诵或者抄写下来。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就讲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东西，比如飞碟、野人、地球外生命等等。至于学生在课堂上讲话、睡觉，甚至旷课，都不介意。因此，韩东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1984年底，韩东在南京成立“他们文学社”，开始筹办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他们》。此前，韩东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与王寅、于坚、丁当、马原、苏童等作家诗人有了联系，消息一经散发，马上得到积极的反馈，大家对创办一份刊物的设想一拍即合，而刊物的名字“他们”则是韩东从美国女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借用过来的。

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们》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持续出版着（其中1989-1992年没出版），始终在诗歌界保持着巨大影响，是中国先锋诗歌界一座不折不扣的重镇。1986年的“两报大展”中，“他们”以群体参加，与“非非”、“莽汉”等流派一起被公认为“第三代”最有代表性的诗群。

在韩东看来，“他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流派，只是一个文学沙龙：“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这样一个现象，这到底是个什么现象呢？不是一个写作小组，不是一个功利团体，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也不是一本刊物，也不是一个诗歌学校，也不是一个文学宗教，……人们会问‘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使进出其间的人各有所获？你发现它原来就是一个沙龙。而在今天，沙龙的特点是什么？沙龙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提供场所，提供支援，在一个恶劣的文学环境中，提供温暖、相互确认，提供一种抗击打的能力。”（《关于“他们”及其它》）

既然是沙龙，就意味着随时有人进入，有人退出。1995年，《他们》因故停刊，而此前，于坚的退出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一大事件。关于这里面的“过节”，于坚曾有过一些说法，无非是彼此之间对团体的定位认识有异。然而，外界却盛传于韩两人“反目成仇”。对此，韩东在2006年接受诗人安琪的访谈中进行了澄清：“我和于坚确有一些冲突，但也没有到反目为仇的程度。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也许当年我们过于紧密了，失去了对对方的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些时候和地方伤害了于坚，或者他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很抱歉。于坚也会时不时地挖苦我，我们都有点意气用事。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我和于坚无论是并肩而行或是打架，都是很珍贵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