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4/20页）

在2008年11月创作的一篇题为《求异存同》的随笔里，韩东回顾了与于坚的相识、相知、分歧以及后来的逐渐理解。文章不长，但内容重要，在这里，我想冒着“文抄公”的危险摘录下来——

一九八六年，我参加了《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于坚和翟永明。翟姐找机会另说。我和老于则在见面以前通信有半年了，因此此次见面是朋友之间的见面。岂止是朋友？我们还自诩为同志或同仁，因此一上来就没有陌生人之间的隔膜，更没有泛泛之交间的虚礼客套。再次印证了一把甚为一致的“文学观”，我和老于便开始了每日没夜的辩论，甚至争吵。求同存异的原则到我们这里变成了求异存同，有无庸置疑的“同”垫底，对“异”的追究便可以大胆进行了。由此衍生出我和老于日后交往的格局和方式，是幸运也是不幸。多年以后，我和老于在网上反目，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比较镇定的。因为坚信这个“同”的存在，我们的争执缘于此，也将净化于此。

老于是一个天真的人，虽说口若悬河，惯于滔滔不绝，及时反应却比较的差。在争论中我不免占尽上风，并且得理不饶人，常将对方逼入一个死角。比如那次在太原初次见面，辩论时总是围着一大帮人。老于求助于观众，说“让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说，“你以为是在大街上吵架吗？还要让群众来评个理！”老于顿时无言，满脸的无奈。

回想起和老于交往的历史，我当真是在欺负老实人啊。自己不过是伶牙俐齿，却自以为是邪不压正，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令人汗颜！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都是由于老于厚道，且念及当初的那个“同”字。两年前，我给老于写信，表达了和好的愿望。他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怎么办呢？我到底比你大了几岁。”这就是于坚，话说得很大，肚量也的确很大，倚老卖老，的确也有东西可倚可卖。不服气还真的不行。

我总是挑老于的毛病，在我是因为好斗，在老于，是因为他确有漏洞。老于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相反此人非常复杂。如今我终于可以较为公平地认识老于的复杂了，他的复杂实际上是复杂与天真兼有的丰富，因而就更加的可观。实际上，这体现了一个大诗人的容量。以前我对老于的要求是对圣徒的要求，而一个圣徒基本上是和沉溺人间的文学不搭界的。个人的完美和超越并不是老于关心的事。写作三十年来，他的那些几乎无所不包的丰厚的作品足以说明其人能量的巨大以及物尽其用。有诗为证，就不再多说了。

同时，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老于又非常的严谨自律。他睡得很早，黎明即起，每周游泳，生活极其规律。如此的循环往复有如太阳东升西落，犹如宇宙的节律。当我意识到这样做重要时，老于早就如此了，如此生活已经二三十年了。甘于枯燥和无趣才可能集中必要的精力投注于写作。关于诗人、艺术家散漫、无度的生活不过是某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想像，老于早就告诉我们这点了。实际上，即使与朋友相聚，除了对文学的话题有兴趣，其它的话题，包括女人、体育、政治、经济，他都一概表现冷淡。现在想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陷入辩论以至争吵的原因，因为不谈文学几乎无话可谈。于坚天生是为诗歌而生的，把自己锤炼成一代文学大师乃是题中应有之意。

上面这些文字，“我和老于则在见面以前通信有半年了”一句有些疑问。据相关材料，于坚和韩东应该是1984年就已开始联系，到1986年青春诗会时，应该至少有一年到一年半时间，而不是半年。但这只是枝节，这篇短文的意义在于，它让所有关注“第三代”两巨头之间的情谊的人们长舒了一口气，为韩东对友情的真诚与于坚的宽厚肃然起敬。

正如韩东文中所说，他和于坚早在2006年便已和解，所以，余生也晚，除了有一次在“诗江湖”论坛上看到韩东给于坚的一则火药味甚浓的留言，没有再见到两个诗人发生不和的状况。相反，我看到了很多两人“并肩战斗”的场景。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12月25日，云南省举办的高黎贡文学节上。该文学节的奖项之一是由文学节终身主席于坚亲自选出的“高黎贡文学节主席奖”，获奖者正好是韩东。

在开幕辞中，于坚认为，当代文学今天在中国的境遇不容乐观，一方面，严肃的文学作品日益遭遇社会的冷淡；另一方面，那些最寂寞的写作一直在持续，而且越写越好。举办这个文学节，就是要向那些沉默在时代喧嚣中的当代文学表示敬意。而在于坚看来，韩东正是这种严肃写作的典范。“我要向大家介绍在场的我的朋友韩东，韩东的写作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而且还将继续，他最近刚刚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按：指在《花城》2010年第一期发表的《知青变形记》）。写作对韩东来说，不是一种谋取生存处境获得改变的权宜之计，韩东的写作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典范。我们相识于青年时代，那时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理想而成为朋友。那是一个古典的文学理想，是古往今来所有真正的文人所坚持的理想，那就是文学不是为获取权势、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不是谋生手段，不是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文章为天地立心，文学通过语言为世界守成，文学是创造语言王国的手艺，是为民族守魂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