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3/14页）

在柏桦的介绍下，张枣结识了翟永明和钟鸣，后来，柏桦、张枣、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被人合称为诗坛“四川五君子”，名扬全国。

尽管才华横溢，诗歌的尊严和力量仍然受到了挑战。在湖南读书时，张枣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也是个文学青年，他俩在同一所大学读本科，但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她认为，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女友的分手理由让张枣很纳闷，在他看来，当时读研究生的他收入并不低，每个月有50元的生活补贴，比学校的助教还高。而且在80年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是社会的精英呢。当然，后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证明了那个女孩子的价值取向的超前性。进入90年代，诗歌被迅速边缘化，小说、影视等叙事文体开始凸现其影响力；精神的力量也日渐减弱，金钱的位置在世俗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需刻意证明，每到周末，去高校女生宿舍楼下数一数轿车的数量就行了。三

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异于常人的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当然，张枣的诗歌风格与顾城差异很大，他们的相似只表现在才华上。在风格上，张枣与陈东东更为接近。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张枣的才华，曾被无数诗人同行和读者高度推崇。1993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中国诗歌的经典选本《后朦胧诗全集》，将张枣列在从80年代初至1993年这段文学史中“最富成果和影响的73位诗人”（选编者言）的第二位。该书收录了张枣的44首诗歌，在数量上与韩东、王寅并列第三。张枣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许多著名诗人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翟永明说，第一次看到张枣的诗，就觉得非常特别，有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气质，像这样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诗歌在国内不多见。北岛则表示，国内的诗人中，他最欣赏的就是张枣和柏桦。钟鸣的评价与北岛相似，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而诗人王寅在回答另一个诗人杨子的“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提问时，避开了“哪些”这个复数词汇，而只列举了张枣一个人：“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

令人意外的是，包括写口语诗的韩东，在读了张枣的作品后，也给予了高度认可。韩东认为，这些诗歌，“传统文化的材料零星散布其间，当你把它们作为路标举步向前时，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当我们跟随张枣在异国旅行，经过的竟是中国式的九曲回廊。……张枣并不简单地排斥什么，或张扬什么。他的融合能力是显著的，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使他的写作多出了一个层次，视野因此更加开阔。”（《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

关于张枣在四川时的巨大影响，柏桦有更形象的描述：“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在柏桦看来，张枣显出的诗歌天赋“过于罕见”，其“化欧化古”的诗风，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因此，由于他的早逝，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摸索和评判可能会陷入某种困难与迷惑，“张枣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创作于1984年9月的《镜中》无疑是张枣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短短十二行，情感容量丰富异常——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诗歌一样，张枣的《镜中》也是中国“第三代”（或“后朦胧”）诗歌选本的必选之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镜中》就是张枣的名片，甚至是张枣的代名词，二者之间可以换——只要向一个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稍有研究的读者提起张枣，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镜中》；提起《镜中》，无人不知道是张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