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第2/3页）

有人在读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之后，在网上发牢骚说，你的“诗歌史”，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到，比如你写到了青春诗会，那么某某、某某某为什么没能参加青春诗会，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入选，年龄最小的那位女诗人为何能当选，诗人对她来说是不是人生悲剧的开始……面对这种“大路货”式的疑问，我真的有些不想搭理。为什么？因为别人的著作都集中写过这些问题了。这本著作就是这个质疑者紧接着“更愿意推荐”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以及此后几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王燕生的回忆录《上帝的粮食》”。既然彼此都知道王燕生老师的书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又何必要求我去摘录一道呢？《一个人的诗歌史》只是无数同类型的出版物中的一种，只是展现了当代诗歌的一部分风景，不可能解决所有读者的疑惑，希望读了一本书就对中国新时期30年诗界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那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假以时日，随着“诗歌史”系列的增多，有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读者说，你将此书命名为“诗歌史”，但这书的结构跟我在学校里读到的诗歌史区别太大了，这书名有误导读者之嫌。我说，产生这样的误解，也许是因为我写的不是你所习惯的那种“史”，更不是包罗万象的的诗坛百科全书。我写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以及我自己的诗歌阅读史，在这个基础上，又会牵涉到很多“正史”可能会隆重提到也可能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的作品、故事。一句话，我写的不是大学教科书，而是随笔集。我甚至想，如果大学的诗歌史教科书编者能够参考一下我这本书的风格，也许对诗歌感兴趣的学子会成倍增加。

关于“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书名的多重指向，诗人柏桦在第一部的序言里曾有详细阐发，需要强调的是：书名中的“一个人”，既是我笔下的那些诗人，也是我自己。既然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诗人”和“我自己的阅读史”，所涉及的人选及作品自然会与别的研究者不大一样。有人会觉得某某很优秀，而我则有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差劲；有人觉得某首作品非常重要、无法绕开，而我也有可能觉得即使不提到那首作品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人的整体判断。总之，这是我所认可的“诗歌史”，你如果读了有同感，我很高兴；如果你认为和你的观念差距太大，那也很正常。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好恶，与自己的生活、阅读以及世界观密切相关，没有任何一部图书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赞赏。假如那些抱怨我写得不像“史”的读者持着这种心态去阅读这本书，也许心里会平和很多。

既然是写史，最担心的是史实问题。前几天，有刊物编辑向我反馈说，一个诗人读了我发表在他们刊物上的文章，觉得有的地方提到的史实与他所了解的不同，是不是我弄错了？

这个诗人说中了我内心的忧虑。关于史实，一直是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文章时重点思考的问题。如果一部号称“诗歌史”的著作，对历史事实不严谨，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复杂。

我历来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怀有同感，远的不说，关于这句话暗含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微言大义此处也不说，单谈谈我在写作“诗歌史”系列时产生的困惑。很多时候，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诗歌史》第一部里谈到的关于顾城在激流岛上杀鸡的事（这关系到顾城的品格和形象），芒克、顾乡、舒婷、英儿的描述就大相径庭；关于海子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遭到“前辈诗人”批评这段公案，无论是那位“前辈诗人”所说的话还是事情的发生地点，唐晓渡、芒克、王家新等人的叙述也有很大区别。又如本书写到的张枣1986年出国后是在西德什么大学读书或工作的问题，我看到过三种版本；张枣是何时发现自己患病的，也有几种说法。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很多消息的来源不可靠。有的是叙述者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有的是诗人记忆模糊而出错（比如于坚就一度记错《尚义街六号》的写作时间），有的是看似错了其实没错（比如海子的父亲名叫“查正全”，但有时候他自己也写作“查振全”），甚至有的可能是相关人士为了维护诗人的形象而故意弄得云山雾罩……在“诗歌史”系列文章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处理历史事件的方式——对同一事情，时常列举出多种说法，如果这些说法经过考证与核实，就在文中提供结论，如果我自己没把握的，就不下定论，只将各种状况罗列出来，供读者自己甄别、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