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我说（第2/3页）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个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像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嬉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

整整两年，她给予我精神上的东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开始涉猎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从童话的幻想天地进入一个引人入胜的展示人类灵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学修养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见解。我们班上除了每周两小时的作文课以外，还有定期的课外读书随笔，先写内容提要，以后再写读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读书随笔之类的作业，她总是在后面写下一大篇批语，有时长达两三页之多。那不是老师例行的课卷批语，而是一种热情的倾谈。她的文字优美，很有文学性，且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笔字，刚健俊拔，不像出于一个女教师之手。回想起来，每次发下课卷，我是多么热切地寻找她的批语，又从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启示啊！

某次，她写着这样的话：“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强调指出：“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

须知，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老师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亲切，发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风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来临了，正是抗战前夕。六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她约我到学校对门一家小馆子里吃冷饮。那天她谈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谈到的话。谈腐败的社会，谈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谈到她自己。她是一个被撤职的法官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北京，经受了生活的磨炼，饱尝了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见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龙香烟，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你将来也会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一本烫金纪念册，那是我刚刚买来，请她在上面第一个题字留念的。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以后是严酷的战争来了，学校毁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她到哪里去了呢？好像无情的战争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从此音信杳然。那年隆冬，一个夜间来客意外地带来了女老师的消息。一说是海轮失事，一说是她投海自尽，总之，她葬身于大海，被旧社会的茫茫大海吞噬了。大海夺去了她那么年轻的生命。大海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然而，这许多年以来，在我走过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文学道路上，这位热情美丽的女老师始终陪伴着我，时时鞭策着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前进。她批改过的作文簿和读书随笔不下二十余本，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一九七〇年我被迫迁居农村，不幸在搬家时辗转失落了。只有她给我的六七封信和纪念册的几张残页，总算还留存下来。不久前，我鼓起勇气，从旧书箱里找出她写在我纪念册里的几句话，对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阵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