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着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即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瞍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着，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公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公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上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征信《殷本纪》，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