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庭园

林文月

日本人常常自诩：上帝创造了自然的美，日本人却创造了庭园的美。庭园之美虽不能与自然之美相抗衡，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境界，是属于艺术创作的另一个空间。日本的庭园在艺术创作美的方面，的确有极高的表现；而京都庭园之丰多与美妙，则为日本之冠。在京都住了数月之后，我已深深喜爱上这儿的庭园了，它们不但成为我探寻美的对象，更成为我排遣寂寞、忘怀乡愁的去处。多少个周末假期的下午，我徘徊在苔痕斑斓的小桥流水边，多少个郁悒无聊的日子，我独坐回廊，凝视着一片枯山枯水，那时，眼前的美景曾吸引我全部的注意，使寂寞远却，乡愁淡去，心中只是荡漾着美的旋律。而一个游子有太多的闲暇，太多的闷烦；于是，我开始了庭园的巡礼，逐一叩访京都市区和近郊的名庭名园。观览之不餍，则到书坊去查阅有关寺院林泉的书册，以为进一步的认识。

庭园之始，虽已不可考，观《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上所记载的“坚庭”一词，可以想见，起初“敷土使坚”之庭，在功用上具有两种意义：即供曝晒农作物的实用场所，及供祭祀的仪式场所，而作为祭祀之场地时，则又称为“斋庭”或“忌庭”。换言之，庭设于屋室之前，兼具有生活的实用，与祭祀的神圣意义，所以有时在坚土之外，更旁植花木，以求美观。现今所谓“庭”，古代日本人似乎称之为“岛”，《日本书纪》推古纪（公元五九二至六二八年）中有一段记载苏我氏庭园者：（苏我马子）家于飞鸟河之傍，乃庭中开小池，仍兴小岛于池中，故时人曰“岛大臣”。

苏我氏在当时日本贵族社会中，代表着开明先进的一派，他们仰慕中国文化，率先迎进佛教，并极力模仿中国式的生活；“庭”在当时本仅意谓着一块平实的坚土，苏我氏却在坚土之上凿池筑岛，而赢得“岛大臣”之绰号。想来这种破格的作风，也受了大陆文化的影响。推古纪二十年又有另外一段记载：

是时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癞者乎。恶其异于人，欲弃海中岛。然其人曰：“若恶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马不可畜于国中，亦臣有小才，能构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则为国有利，何弃之海岛邪？”于是听其辞以不弃，仍令构须弥山形及吴桥于南庭，时人号其人曰“路子工”。

这样看来，百济国人所构山岳之形，乃是来自中国的庭园形式了。所谓须弥山，本是梵语Sumeru的音译，又译为“妙高山”，相传有八万四千四旬，为日月所栖隐之处，即佛说世界中心最高之山。而所谓吴桥，便是中国风的桥。由须弥山和吴桥所构成的庭园形式，正意谓着当时的日本在圣德太子订定的“十七条宪法”之下，蓄意文化改革和佛教迎入的现象。事实上，苏我氏所采池岛的庭园形式本源于中国，《汉书·郊祀志》下载：

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龟鱼之属。

又《洛阳伽蓝记》亦载：

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重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

则我国古代庭园中池与岛，原为仙界的象征；而百济路子工所构于日本之须弥山，乃代表佛教的理想世界，庭园在当初被视做神圣之域，盖无二致。不过，后世作庭逐渐脱离宗教观念，而转为纯粹美的追求，于是，池岛之外，又增添花木，泉石，以求丰富的变化。天平胜宝年间的汉诗集《怀风藻》中颇多描写庭园的诗句，如：“松岩鸣泉落，竹浦笑花新”（大神高市麻吕《从驾应诏》）、“水底游鳞戏，岩前菊气芳”（田中净足《晚秋于长王宅宴》）、“水清瑶池深，花开禁苑新”（石川石足《春苑应诏》）皆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庭园，其内容之丰富多彩，与构成之讲究，已远超苏我氏飞鸟河傍之池岛了。

日本庭园，自古以来，历奈良、平安，至镰仓朝代，皆以池泉庭园为主流，但是在室町末期，却出现划时代的改革——枯山水庭园。事实上，枯山水的发源，早在平安朝时代，然而其臻于圆熟之境，则在室町末期的东山时代。枯山水所以在东山时代达于颠峰状态，是有原因的：当时的政权操于足利氏，而足利一族雅爱中国文物，常藉中日贸易大量购入中国书画器物；另一方面，平安朝以来传入的禅宗佛教也历镰仓、室町二期而更形昌盛，足利氏即深受禅宗文化的影响，故每好搜集趣味枯淡的北宗画。据《君台观左右帐记》，当时入足利氏仓库的，计有李成、赵大年、王涧、李安忠、梁楷、牧溪、李唐、李迪、马远、夏珪、王辉、孙君泽、马逵、王子瑞、王若水、高然晖诸家之作品。以足利氏在政坛的地位及影响力之大，上行下效，故当时日本的画家如周文、云舟、如拙之辈，莫不以北宗水墨为主，而风会所趋，这种枯淡雄劲的艺术嗜好，遂成为社会一般的风尚。以池泉构成为原则的庭园设计，自然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乃有枯山水庭园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