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五月（第10/10页）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籽，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孩子一岁生日那天我们共同去过一次公园。也是春天，他让儿子骑在肩上，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惊慌。一岁的孩子没有记忆，这次在医院院子里将成为他和爸爸在一起春游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记忆。

那以后没几天是他的生日，我曾和儿子商量着买一台小电视作为生日礼物，他坚决反对，我只好作罢，买了红色的菊花带儿子去看他。接过花他哭了。以前我从没买过花给他，知道他不喜欢插在瓶子里的花，有时朋友买了花他会让我带回家，只有一次我的同学王艾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的野花他喜欢。但这次他很高兴，连连说好，亲手插在罐头瓶里不断地摆弄。

第六天那束花枯萎了，叶子发黄，花瓣也干得卷曲了，一副凋零残败的样子。第七天清晨我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天中最令人振奋的时刻，那一刻人们正迎着阳光从樱花旁匆匆走过，不管是面带微笑，还是心存烦恼，每个人都拥有那一刻那一天，而他却死了。他属狗，他死于他的本命年；那天是他生日（后来他的母亲说，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才是他真正的生日），他死于他的生日——该把这看成是偶然还是必然？命运又一次对他显示出神秘和残酷。没有一份遗嘱，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个告别的手势，没有一个会意的表情，他还不想远离年迈的母亲，远离幼小的儿子，远离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以全部的善意爱着、恨着的一切，他还没有做好上路前的准备，没拿定主意与上帝和解——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他去后不久，我生过一场病，高烧时觉得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被抛来抛去，无遮无拦、无依无靠，恍惚中，我梦到他死而复活，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死，他已经一百天没吃饭，他吵着要回家……我想在最后的时刻，他一定也是这样被抛来抛去的，无遮无拦、无依无靠……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没有脉搏，我为他擦身、刮脸、换衣服，拉着他那由红变白变成灰白，像蜡烛一样半透明的手——我是多么熟悉这双手呵，苍白、干燥，骨骼和经络清晰可见，不只因为重病期间他虚弱得常常需要抚摩着手臂才能入睡，从十年以前我生病他把毛巾敷在我的额头的时候开始，从他帮助为我病重的父亲翻身、换衣服的时候开始，那时我们还不是夫妻，但我已熟悉这双手，并且自以为已熟悉他整个人。独自一人时，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他紧闭着倨傲的双唇，雪白的被单下几乎看不出他的身形，对一个视沉默如金的人来说，什么都不说比说什么都更好，没有人比他更加深谙无言之美好之深刻之高妙。

但是那毕竟不再是沉默。他死了，不是瘫痪，不是失明，不是变聋变哑，而是彻底地结束生命。作为他的妻子，我无法跨越他死时我不在场这一事实。

他是否呼唤着我的名字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是否想亲口对我说出他一生都没来得及说的话……我相信，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如果我在场，哪怕他已奄奄一息，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能如愿以偿。或许他的声音微弱得让别人听不清，但我能听清。几年来，我常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沙漠中的旅人，用近乎自我欣赏的目光，自作多情地看着一个落寞、孤独而又自信的女人在最美好的季节里凋敝，她无时无刻不在破碎、不在七零八落、不在死亡。我以全部身心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在自我毁灭中达到完美，在创造自身中得到升华。这是我仅有的心事，这是我唯一的隐秘，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近情理，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意义，甚至超过死亡本身……然而这一刻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失落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的清晨。从最后一次见面到他死这段时间，对一个满怀期待的女人来说，将不止是遗憾而是永远的无底深渊……

徐晓（1955—），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著有《半生为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