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五月（第9/10页）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些长长短短的管子，最多时全身插着五条。往主静脉里插管一是容易感染导致败血症，二是容易伤了肺出现气胸，这两种情况都不止一次出现。第二次手术后，感染加气胸同时出现，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时把像毛衣针粗细的针头刺进他的前胸，当时只觉得腿直发软。事后我哭了，那是他得病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不会再哭，但是那次我哭了。我为他委屈为他不平，就因为他坚强所有的灾难就都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吗？我觉得上苍太不公道。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金钱、医术都无能为力。眼看着他被囚禁在病床上，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安慰他，面对每时每刻每天每月每年都面临着新的痛苦新的折磨新的选择，人，健康人的语言变得空洞而虚假。有的朋友不常去了，不是缺少同情，而是面对一个从不接受同情的人不知怎样施与同情；不是冷漠，而是面对一个渴望活着又明明垂死的人无法冷漠。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精神好点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就闭起眼睛。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的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是他的拿手好戏。那时我之所以有时候要一天三次往医院跑的原因之一是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新来的护士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那么特殊，不是他听护士的而是护士听他的。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疼就一定是真疼，给他用止疼药用不着请示。为他做手术的副院长说，行医四十多年没见过像他这么坚强的病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可以说，他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恐怕不止我一人从他身上懂得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几年来，我上千次地出入于病房，等待我的总是医生护士和病友们热情而真切的关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关心着我和儿子。无论他怎样消瘦得像个难民，他伤口怎样流得稀里哗啦，他呕吐得怎样的不亦乐乎，但我从没感觉到尴尬或难堪，我为我的丈夫有这样出色的表现而骄傲，我为我是这样的男人的女人而骄傲。

我没有研究过一个人性格生成的过程，我不知道是顽强的性格必然要面对痛苦的挑战，还是痛苦造就了顽强的性格。如果是后者，那人应该把痛苦当作教科书，因为顽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虽然软弱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原谅。其实他并不是天生的强者，只不过他清楚自己的位置，懂得怎样成就自己，如同北岛懂得如何使诗句来得响亮，史铁生懂得如何把小说写得精彩；或者说，如同一个工人懂得如何把活干得尽可能漂亮，一个厨师懂得如何把菜尽可能炒得地道。他懂得对于那种不可避免地经受某种挑战的人生，尤其需要意志——强调到极致的意志。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但他抵御不了生存的欲望。他有许多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为了他无比崇拜的母亲，在他的观念里，白发人送黑发人太残酷；比如为了爱他的朋友们，在有过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之后，他曾经发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不会再一次轻生。在最后的日子，他变得敏感而脆弱。他坚持要做第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第二次更是微乎其微，第三次应该说等于零。潜意识里他是不是希望手术失败得到解脱？他曾经答应过母亲，答应过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再轻生。一个因为不能容忍说话不算话而敢于用刀子刺向自己胸口的人，是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以前朋友去看他总是他劝说别人不要为他担心，后来见到来人他经常落泪。我真是感激陈志伟，给老周带了“大悲咒”，还从头到脚为他按摩，用特别善解人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安慰他。身旁的田晓青把心提得老高，生怕他过于敏感或起疑心。但是他出乎意料地顺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像一个人临终时虔诚地面对一位牧师，使人感到死亡的脚步已经逼近。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异常的烦躁。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为他买了一个最大号的红气球挂在病房的窗子上。春节过后落上了一层土，我把它扔了，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明年还可以用不该扔，我说气球放不到明年就会坏，再说明年还不知道在不在医院过春节，何必现在操那么大心。我绝想不到这句话会伤他，他气愤地说：“是呀，明年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对不对？”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应该把他看成病人，一个垂危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