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其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够熟悉。我所知的，他原名振青，飘萍是他的笔名，有时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儿，更为巧妙，原来同时有位林万里，号白水，从事新闻工作，倡言无忌，触犯了万恶的军阀，而被借端杀害，因此“白水青萍”，成为一副对子了。飘萍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死于一九二六年，仅四十二岁，倘不死于非命，正是有为之年，尚有一番事业可做哩。

我为什么说对他并不陌生呢？飘萍是南社成员，我前几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丛谈》，曾给飘萍写过传略。又我以前担任肇和中学的课务，该校校长姓关，他和飘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汉文相稔。一萍工画山水，又擅花卉，一度在上海举行画展，由关校长介绍，约了我和一萍会晤，参观了她的数十件作品，花鸟流妍，林岚殊色，为之引企清辉，倾佩无量，即为她写了一篇宣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后又从包天笑前辈处，得知飘萍夫妇的遗闻佚事。天笑前辈年老不出门，拟把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转赠给我。这时他远在香岛，没有便人带来，也就作罢。凡此种种，飘萍其人，兀是在我头脑里萦系着，留了一些印象。

天笑前辈和飘萍结成友谊，往还很密，彼此熟不拘礼，那是有一段经过的。天笑认识飘萍，是他的夫人汤修慧介绍的。修慧很贤能，又善文墨，喜欢投稿。这时天笑应狄楚青的邀请，担任《时报》的附刊编辑，又兼编《妇女时报》，那是一种定期杂志，既以妇女为名，当然欢迎妇女的作品。但其时风气未开，闺阁笔墨，秘不示人，所发表的，大都是男子所作，化名某某女士。即使真的是妇女，也往往幕后有人捉刀。修慧却是例外，笔下很来得，又和天笑是苏州同乡，她寄寓杭州，肄业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经常写些教育、卫生方面的短文，其中适合《妇女时报》体裁的，她一篇篇寄去，一篇篇照登。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妇女，一次来到上海，便去拜访编辑包天笑，天笑和她一接触，知道她颇有文化，这些文章确是出于她的手笔，因而对她非常欢迎。过了几个月，她和飘萍同来上海，便偕访天笑。谈得很投契，天笑请他们夫妇俩吃小馆子，盘桓了数天才回杭州。有一次，天笑游杭，他们夫妇俩竭诚招待，到楼外楼吃醋溜鱼，荡舟三潭印月，进白莲藕粉，进一步加深了友谊。

一九一二年，飘萍在杭州，和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加以尖锐的讥讽。袁氏于—九一四年，将《汉民日报》封禁，飘萍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当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袁氏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刊上透露，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氏的愤怒声讨。一九一六年邵飘萍回国，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通讯员。他任《时报》通讯员，就是由天笑介绍的。一九一八年，他创办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上写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爆发时，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

《京报》被封后，他再度往日本，过了两年返国。《京报》复刊，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公弼，上海嘉定人，曾任《时事新报》经理，也是老报人，时凌霄汉阁主徐彬彬赋闲着，飘萍也在《京报》社，安排了他一个位置。天笑到北京，经常住在飘萍家里，长日无聊，便和汤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飘萍忙得很，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有时逛妓院，因为这儿颇多官场中人，在谈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闻资料。

飘萍嫉恶如仇，反对帝制派，反对大军阀和一些卖国贼，被拘禁了多次，释放后还是把笔墨当作匕首，锋利无比，所以他到哪里，侦探跟到哪里。这些侦探化了装，很隐秘。有一次，军警到《京报》馆来抄查，飘萍不在馆中，却把潘公弼捉将官里去。修慧能干得很，四出疏通和呼吁，公弼居然给她保释出来。飘萍暂来上海，经济很窘，向天笑告贷，意志还是坚强不屈，对天笑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过了一个时期，飘萍又到北京，照样活动，照样应酬。那些军阀，尤其是张宗昌，对其恨之切齿，欲得之而甘心，表面上不露声色，若无其事，暗中派了密探，亦步亦趋地跟踪着。可是飘萍警惕性很高，觉得不对头，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敢贸然外出。他在那儿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地回到家里，天没亮再赴东交民巷。有一次，在东交民巷出来，碰到熟人张汉举，张告诉飘萍，“外间已没有什么风声，事已过去，你何必这样顾虑，自讨苦吃？”飘萍信以为真，回家会友，弛其防卫。没有几天，在一个晚上，一些狐假虎威的军警，直闯进来，拔出手枪，强迫飘萍登上囚车，张宗昌立命他的鹰犬王琦，把飘萍枪决。他的夫人汤修慧潜避他处，以防株连。直至—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汤修慧复刊《京报》，以纪念飘萍。并刊印了飘萍的著作《失业的问题》《各国社会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