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成性的陆丹林

陆丹林在南社中，秉性是较率直的。我在《南社丛谈》中，曾为他撰一小传，当时匆促为之，颇多遗漏，兹在这儿补记一些，以资谈助。

他参加南社，在我之前。他曾向柳亚子提议，把南社的种种，编写一部史料性质的书册，可是亚子认为社事太繁琐，成员太庞杂，不容易搞。愿把所有的资料和图片，供给丹林，请丹林一挥椽笔。可是丹林却谨谢不敏，默尔而息，实则他对于社事和社友是相当熟悉，当时他没有争取撰写，是很可惜的。

他是广东三水人，旅沪数十年，还是乡音末改。记得冒鹤亭前辈，生于广东，因名广生，某年粤省修志，请鹤亭参加辑政。这时鹤亭误以为丹林已作古，把他列入儒林中。丹林知之，引为生入儒林传，这是破例的光荣。他叩门往谢，鹤亭向之道歉，遂为订交之始。

丹林一目失明，装一瓷目，宛然天成，人罕知之。他一足微蹇，我问了他，才知他早年遇盗时因奋勇抵抗，被盗枪击中踝，幸未丧生，但影响步履罢了。

他喜搜罗书画，有出于遗老的，也有出于革命人士的，遗老和革命人士，截然两个阶级，是处于敌对地位，他却从艺术角度来看，无分轩轾。在民初，顺德有位书画家温其球，丹林慕其名，便托同社蔡哲夫代求一画，温慨然为绘红树室图，丹林从此以红树室为其斋名。此后又请人为绘红树丛中自在身图，又因红树而衍为枫园，别有枫园读史图、枫园忆凤图，题咏纷纷，蔚为大观。他又喜搜罗印章，宜兴储南强得一明人所刻的瓷印，恰为“丹林”二字，即寄赠丹林，他大为得意。又红树室印，有吴朴堂简琴斋、杨千里、王个簃、邓粪翁、朱其石刻的，其石所刻，且有好多字的边款，如云：“人是丹林室红树，为冒鹤亭题红树室图句，丹林吾兄属刻，庚子秋日，朱其石并记。”又吴仲垌、顾青瑶、单孝天，李涤、冯康侯等，也都为之奏刀。他又自己试刻“自在长老”四字朱文印，颇饶古意，原来他的别署为“自在”。总之，他的名章和闲意，凡百余方，最小者仅二分，出陈巨来手，最大者高四寸，出易大庵手。他于女子刻印，说顾青瑶胜于谈月色，赵含英又胜过顾青瑶。(按柳亚子的“青兕”别署印，即顾青瑶刻）

丹林和张大千为莫逆交，藏大千画一百多幅。有大千为书的六尺巨联，句云：“无忧唯著述，有道即功勋。”集屈大均句，浑成自然，书法大气磅礴，见者无不称为大手笔。他又有大千所绘六尺巨幅的荷花，中华书局印《张大千画集》，收入集中，丹林为该集撰一白话长序，时为抗战胜利后。

他编辑的刊物，有好多种，《中国美术年鉴》，他是编审委员会的编审委员。若干年前，香港把这书翻印一下，称之为《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竟列丹林为主编，实则主编为王扆昌，非陆丹林。他主编的有《人之初》，那是吕白华助他编的。有《逸经》，那是和简又文(号大华烈士）、谢兴尧合编的，他所征求到的稿件，一经发表，便将该稿复印一二十份，寄给作者，俾作者保存。续有所作，即续为复印，积多了装订一下，俨然为一单行本。这个办法很博得作者的欢迎。他首先获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载该刊上，顿增销数。共出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已见到校样，因抗战军兴，没有刊行，所以他所藏，比外间多一册，引为珍稀之品。《逸经》停刊，不久，丹林赴香港，继辑《大风》。这时郁达夫和王映霞闹离婚，郁作了《毁家诗纪》，每诗附有注释。登载于《大风》。王映霞以诋语太多，很不甘服，也如法炮制，做了许多诗，附着注释，反唇相讥，交给丹林。丹林登载了诗，注释却被删除，王对此认为不公允，颇有意见。丹林编《道路月刊》，为时最久。它是上海道路协会发行的，隔邻恰为沪市公用局局长徐佩璜的私邸，私邸没有电话，徐以局长身份，经常到协会借打。一次适被丹林遇见，徐也不打招呼，傲然拨机，丹林立即面斥，徐忿然作色，诉诸市长吴铁城，吴谓“借打电话，扰人办公，确不合理”。从此徐自装电话，不再借打。

丹林为人刚直，是他的一贯作风。有一次，旧王孙溥心畲(儒），假上海南京西路康乐酒家(即美术馆的前身）举行书画展，事前宴客，我和丹林同席。这天来客很多，那爱俪园的姬觉弥(姬氏得犹太巨商哈同、罗迦陵夫妇的信任，主管爱俪园。交识遗老，附庸风雅，遂为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被邀之列。姬很高兴，持杯向各席敬酒，当然大家起立，共干一杯。既而持杯来到我席，丹林瞧不起姬氏，非但不起立为酬，并斥姬氏：“我不认识你，干什么杯！”姬氏讨着没趣，退席而去。又有一次，某举行画虎展。某庸才自夸，所作既乏负隅出柙之势，亦无啸谷震林之风，形和神两不具备，丹林鄙之。这时丹林适主某报笔政，某投寄一宣传稿，请丹林发表，丹林为之删易，且把“虎展”改为“猫展”，某为之啼笑皆非。又杭州有碧峰居士其人，办一书画社，为客代求当代名家书画，自诩任何不易求得的书画家作品，该社均能辗转请托，如愿以偿。实则该社雇得平素默默无闻的书画和篆刻作手，摹仿伪造，借此骗取润资罢了。这事给丹林知道了，他故意开一书画家名单，其中有健在的，也有已逝世的，假说受南洋华侨所托，按这名单，每人作一直幅，并附尺寸，寄给该社，询问能否办到？那位居士认为这是一注大宗收入，完全包办下来。丹林得此回信，在报上登一文章，带着讥讽说：“某社不惜人力物力，为爱好书画者服务，不仅能求当代名家的缣幅，并在天之灵，在地之魄，亦得通其声气，以应所求，为旷古所未有，敬告海内大雅，如此良机，幸弗坐失……”不久，该社也就自动停业。又某出版社刊有涉及邹容烈士一书，乃柬邀诸同文举行座谈会，每人各赠该书，请提意见，大家都认为内容丰富，史料性强，以及其他种种谀辞。丹林突然发言：“这真是活见鬼，年月有极大出入，事实上生死倒置，刊物宜向读者负责，岂容如此草率！”闻者为之愕然。主编在座，立即自我批评，谓：“我应当负失检和疏忽之责。”某出版社以丹林耿直敢言，持论正确，遂聘之为顾问。又《永安月刊》，我为编委之一，力主多载掌故一类的作品。丹林写了好多篇，我征求李鸿章后人李伯琦撰写晚清宫廷史迹，伯琦提到李鸿章，辄称“先文忠公”，丹林不以为然，谓：“在此民国时代，不应当再见封建性的旧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