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

商务印书馆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九三〇年发售预约，由张元济主其事。首冠一序，即出于张的手笔。原来，张元济曾听到叶德辉这样感叹：“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所以他就发愿辑印旧本正史，才有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举。当时所选用的版本，除《旧五代史》《元史》《明史》之外，都是用宋元版本影印的。逢到断笔、缺笔、花笔和欠周到之笔，都用硃笔描修；书版黝旧，则用粉笔垫衬。原版断烂，便据他本写配，总之手续繁多，殚精竭力，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全书约六万五千余页，分装八百余册，用金属版精印，分连史纸、毛边纸二种，都是线装本。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当时的预约价，一次缴清的收三百元，分期缴清的收三百六十元，连史纸毛边纸价同。一九三一年八月，商务举行三十五周年纪念，曾发行特价。

该书原期于一九三三年全书出齐，不料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敌机滥肆轰炸，商务总厂被毁，不但成书无存，即原版本也遭波及，那制成之版，完全化为灰烬，不得已，一方面补配原本，广事征求，一方面更制新版，重行印刷。赶至一九三三年年底，一至三期书才得印成。一九三四年三月重售预约的，只有连史纸一种，预约价四百八十元，订后即可取书十种。尚有十四种，分四、五两期续出。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全书八百二十册已告完成，但战时各地存书颇多损失，抗战胜利后，清偿预约户，所存的书已为数不多了。可是由于一度主持者对于线装书不加重视，把仅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贱价售出，全部售价低至六七十元，那《衲史》六开本的原铅皮版，作为废品处理，因此一时不易重印了。

《衲史》的唯一遗憾，就是《旧五代史》没有找到薛居正原书，用的是吴兴刘氏刊原辑《大典》本。当时商务不惜重价征求，遍登申、新各报，历时很久。那登报广告是这样说的：

“殿本《旧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并非薛氏原书，然不敢谓必亡也。昔闻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见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有谢在杭，许芳城藏印，甚以当日修史诸臣未见其书为藉。又明末福建连江陈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黄氏续钞堂，均有其书，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间。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虽选定《大典》有注本，然欲餍读者之望，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旧刻薛氏《五代史》原书者，倘蒙慨允见让全书，固极欢迎，即零卷散叶，亦甚快睹，请即摄照一叶，寄至敝馆总务处出版科，并示价格，当即通信商议，如不愿割爱，仅允藉照，敝馆亦可遵办，别议报酬，伏维公鉴。”

上述广告登载后，没人应征，仅有某某和商务接洽，说该书曩时为安徽歙县诗人汪允宗所藏，一九一五年让给某书贾，但谓是书为大定刊本，与所说金承安转运司刊本已有出入，且名《五代书》，不作《五代史》。商务辗转探索，迷离惝恍，不得要领。结果该馆只能把刘氏嘉业堂所刻《大典》注本列入《衲史》中。按《大典》本为余姚邵晋涵取《永乐大典》所引《薛史》掇拾成文，不足，更补以《册府元龟》所引，以及《太平御览》《五代会要》《通鉴考异》等书数十种，有的入正史，有的作附注，也一一载明来历，四库馆臣，复加参订，书成奏进，勅许颁行。最先刊印的为武英殿本，主其事的，把所注原辑卷数尽行削去，彭元瑞力争不从，《薛史》真面目不可复见。同时有《四库全书》写本，南昌熊氏据以影印，仍有删削之处，刘本得诸甬东抱经楼卢氏，疑亦当时传录之本，所列附注凡一千三百七十条，彼此对校，殿本少于刘本凡五百三十八条，库本少于刘本凡四百七十一条。刘本较为完备。

至于《旧五代史》是怎样一部书呢？原来赵匡胤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诏修《五代史》，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次年书成，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后来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失实，重加修订，修成后藏在家里。欧阳修死后，朝廷取付国子监刊行，因此《五代史》有新旧之分，实则各有优缺点，很难轩轾。经过了若干年，废去了《薛史》，从此《薛史》传本日稀。

《薛史》在元、明时虽流行不广，但尚未全绝。明末黄梨洲即有是书，当时吴任臣作《十国春秋》，曾向黄氏藉阅。以后黄氏藏书遭到水火之灾，该书是否被毁，无从查考。上述关于汪允宗所藏，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曾详载其事，且转录汪氏《货书记》一篇，据说该书一九一五年在香港卖给广东书商，从此便不知下落。也有人说，汪氏藏本为丁乃扬所得，但丁秘而不宣，托言移家时失去。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都谈到这部书，都希望该书尚在人间，有出而与读者相见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