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北京大学（第2/14页）

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三

时傅斯年孟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自广州迁北平。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然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故北大历史系所定课程似先注意于断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而历史系上古史一门除余专任其必修课外，又开选修课，凡八门，颉刚孟真各任一门。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于是适之对北大历史系之兴趣，亦遂逐渐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