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5/6页）

余在浙大上课，常有农人肩挑路过，即在课室窗外坐地小休，侧耳听课室中作何语。余每忆及王心斋泰州讲学时景象。自思，余今在此，固不如王心斋为农村人讲学，窗外人亦非真来听讲，然果使有王心斋来此，讲堂情形当大不同。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强作此限制也。念此慨然。

十一

余在遵义仅一月，即离去。前在重庆，蒋委员长有意提倡宋明理学家言，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宋元明三朝即就黄全两学案删节，惟有清一代唐鉴所编未及其全，势当另有编造。乃以此事嘱余。余返成都，因此书有时限，篇幅字数亦有限，又不愿草率从事，日夜尽力专为此一书撰稿。立意先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适新识友人彭云生，川人中治理学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恳其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彭君访求特勤，待其一月归，共得二十种左右。清代关学首尾，网罗略尽。并多外间颇少流布者。故余书对关学一部分最所详备。尤于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采其言行，为撰一新年谱，而二曲一生精神为之活跃纸上。自谓为诸学案开一未有先例，亦余此书中最所惬心之一篇。又江西宁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皆藏有其书。余遍加阅览，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问题者，条贯叙述，亦为余此书中惬意之一部分。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钞写。以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一副本，径以原稿寄国立编译馆。明年又去重庆复兴岗，蒋委员长面问此书已完成否，乃知编译馆于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拟俟全稿齐，始依次排印。委员长又亲加催促。但至抗战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则已胜利还都矣。余之《清儒学案》一编，尚未付排，全稿装箱，由江轮运返南京。不期装船头诸箱，有堕落江中者，余稿适亦在内，竟未及捞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长江水底，终饱江鱼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该稿寄编译馆前，由四川省立图书馆之该馆所编图书季刊中，犹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后始读徐世昌所编之《清儒学案》一书，意欲重自撰写，则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

《清儒学案》完成后，又续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得晓峰来信，为其所办之杂志《思想与时代》征稿，嘱余按月投寄。余应其请，遂将《文化史导论》各篇，及续写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论文数篇，络续寄去。此为余自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一新转变。

亦因赖家园处境静僻，不仅离城远，即离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华里之外。孤立在乡野中，四邻皆农村，宾客稀少。研究所诸生，除临时偶有增添外，既无毕业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辈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讨，各自进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团，各安所业。并无规定之课程，只在每周星六下午有一讨论会，每由余主讲一题，约一小时，余乃由诸生各别发问，各别讨论，直到晚餐前始散会。又讨论会每择研究所附近茶店中举行。围坐小园丛树中，借作郊游，备极舒畅。又于星期日赴成都附近诸县邑诸名胜作竟日长途之旅行，以此较之在宜良山寺中一人孤寂独处之环境，又自不同。至余赴齐鲁上课，则每周仅有两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阴悠闲，绝少作无聊之浪掷也。

十二

时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借华西大学校舍上课，其教授罗倬汉，每逢余到齐鲁上课，彼必在图书馆相候。余课毕，即相偕赴江边茶馆品茗闲谈。彼告余，君近治两宋理学家言，但时代不同，生活相异，惟当变通，不能墨守。虽两宋理学家不求富贵利达，但吾侪今日生活之清苦则已远超彼辈当年之上，而工作勤劳又远倍之。姑不论其他，即每日阅报章一份，字数之多，已为从来读书人日常勤读所未有。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华西坝近在成都西门外，西门内有八号花生最所著名。倬汉必购取两包，告余，花生富营养，惟恐消化不易，以浓茶辅之，俾可相济。吾侪此刻一壶浓茶，一包花生，庶于营养有小助。

倬汉方治《左传》，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余为之序。其论清代今古文经学，时有所见。亦为余在蜀所交益友之一。后余过广州至香港，闻倬汉亦在广州，而未获晤面。及创办新亚，曾贻书邀其来港，惜未获同意，后遂不复得其消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