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第2/3页）

及迁后居，屡逢空袭，每在傍晚。晚餐后，离坝至荒郊，躲一两时始归。入冬一晨遇骤寒，胃疾又作，较春初更厉。入华西医院，诊为十二指肠溃疡。卧院旬日始归。时适日军破长沙入广西，后方惶恐，多谋逃避。相识者皆来医院访问，欲偕余同逃。余告以军情不如此之急，可且观望。米价骤跌，不妨暂趁廉价收购。或信余言，皆得薄利。

余出医院后，遵医嘱，日进流质，薄米粥、鸡蛋汤、羊奶、豆浆、麦片、藕粉如是之类，每两小时进一餐，每日六餐或七餐。初则长日卧床，稍后可室内小坐，又稍后在室外东廊下躺藤椅上晒日光，又稍后可在园中菜畦间散步，如是亦几半年。遇精神佳，阅书消遣。

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及在香港，又续读《宝志书》及《少室逸书》等。及迁居台北，又读《宗密原人论》诸书，更读铃木大拙书。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学术思想史论丛》之第四集。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

三

余撰《神会》一文外，又旁论及于当时政治问题，投寄重庆《大公报》，得六七篇。又兼收在赖家园旧作八篇，辑为一编，名《政学私言》，付商务出版。一日晨，方出门去上课，梁漱溟忽来访。余告以正值有课，漱溟曰，无妨，我来成都小住有日，并暂居君之隔邻。遂约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学私言》一册与之，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余遂访之于其寓。漱溟告余，此来有一事相商。彼拟创办一文化研究所，邀余两人合作。余即允之，问此事将于何时开始。漱溟曰，顷政府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俟此事获有结果，当即进行。又曰，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余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漱溟闻余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余曰，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漱溟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余两人遂语不终了而散。

抗战胜利后，余返苏州，任教无锡江南大学，曾于京沪车上两晤漱溟。时漱溟居沪，常往返京沪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先一次告余，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车厢中乘客挤满，无坐位。行过两厢，忽睹一空位，余即赴坐，乃旁坐即漱溟也。瞑目若有思，余呼之，漱溟惊视，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语不多时，余即下车。不久乃闻漱溟又去重庆。后余至广州，不忆遇何人告余，已去函重庆促漱溟亦来，乃不意其后溟竟去北平。京沪车上之最后一面，则犹时时在余之心目中也。

又一日，冯芝生忽亦自重庆来成都，华西坝诸教授作一茶会欢迎，余亦在座。不知语由何起，余言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芝生正色曰，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余曰，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芝生无言。漱溟语不忘国。芝生自负其学，若每语必为世界人类而发。但余终未闻其有一语涉及于当前之国事。则无怪此后两人同居北平之意态相异矣。

四

时四川大学迁回成都，校长黄季陆屡来邀余，不得已，勉允之。遂每周于华西坝从田间步行至望江亭，往返作散步。又好于望江亭品茗小坐，较之华西坝江边若更为清闲。城中公园亦有茶座。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何矣。遇假期，则赴灌县灵岩山寺，或至青城山道院，每去必盈月乃返。青城山道院中有一道士，屡与余谈静坐，颇爱其有见解有心得。

重庆中央大学又邀余去主持历史研究所，余以气候关系，不欲往。读其毕业生所编刊物，有黄少荃一名，能读余《先秦诸子系年》，并有补余阙者。余告来邀者，如黄生有意，余愿任其指导。一日，黄生特来成都，时余犹在赖家园，始知黄生乃一女学生。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据，益喜其难得。又逾年，少荃乃辞去中央大学研究生之职，特来成都专从余学。并寄寓其寡姊家。其姊乃一诗人，姊妹两人性格各异，所学亦绝不同。而少荃亦时流露其名士派之一面，时来华西坝，余时已迁华西坝之后居。少荃常携带其亲自烹调之数肴，留余寓所晚餐。少荃能饮，余每以成都大曲浸枸杞等诸药物，酒性极烈，少荃可独自尽一瓶，余则仅饮数口而已。少荃有意专治战国史，余告以北平寓所留有《竹书纪年》各种版本一大书柜，他年君去北平，当举柜相赠。及余离成都，少荃尚住其姊家。后余在江南大学，少荃寄其所为《战国编年之楚国》一编来，凡八卷，斐然有述作之意。余至厂州，又得少荃书，知其方应武汉大学之聘。余赴香港，而音讯遂断，至今不晓其成就之如何也。香港大学为余重刊《先秦诸子系年》，余则增入少荃语数条，乃为余读其文未识其人以前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