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纳利先生的公寓（第2/14页）

这么着，我们就一边在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熬日子，一边等待菲亚特的大人物回都灵。不料，这小子说是下个月就回都灵，却老赖在那个房间不动。据他说，他也不愿意待在罗马，也恨不得马上就回都灵自己的家，问题是公司总是拖拖拉拉不给办手续。问一个意大利人，得知这在意大利似乎是常有的事，并非像日本的公司那样明确下达指令于某某日转去某某分公司工作。“喂，你做好准备，下个月去都灵！”——听上司这么说而为此打点好行装之后，事情却迟迟不得进展。找上司打听结果，上司不是说“噢那么说来是那么说过”就是说“唔那事已经没影了”，往往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意大利人的话是靠不住的，连续说上三回之后再慢悠悠准备也绝不为晚。

如此这般，我们便日复一日在地下室生活。

不久，冬天来了，一天比一天冷。隔壁那对美国夫妇留下一句“感谢上帝总算可以逃离这座花园城市了”返回波士顿。由于太冷了，我们开车去意大利北部旅行。周游土耳其时从米兰的三菱代理公司租借的那辆大型三菱帕杰罗一直拖延未还，就开它出行。意大利人的马虎大意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在意大利提起帕杰罗，那几乎等于雅皮车。

我们一路住着小镇旅馆，沿高速公路缓缓北上。在威尼斯住了几夜，然后经克雷莫纳、热那亚去了里维埃拉。本来指望里维埃拉会暖和些，不料到了一看，冬日的里维埃拉总好像空落落的，暖和诚然暖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让人提起精神。和在西西里时一样，身上不由得一阵阵发痒，有什么不对头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

我们就带这种不释然的心情转了帕尔马、曼托瓦、费拉拉和阿西西，转完又返回罗马。

返回罗马后仍过同样的地下室生活，只好再次出游。这次去米兰。这样一来，让人觉得在帕杰罗中生活的时间可能会比房间里的长一些。好在有事临时回了日本。前不久天皇没了。我终于年届四十。但不用说，到了四十也并不意味有什么东西陡然发生变化，既不至于以这一天为界一下子老态龙钟，又不会马上聪明过人，无非产生一点点“奇怪呀”这样的感觉而已。

回日本一看，日本的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天皇报道。有所谓“大丧之礼”，日本全国的警察集中到东京，不断掀开下水道顶盖，贴上封条，想必是为了防止过激分子的恐怖行径，但从意大利回来当即目睹如此情景，神经好像整个出了毛病。我们回日本期间一直住在涩谷区的公寓里，但因为对东京这种疯疯颠颠的名堂烦不胜烦，加之不时有警察登门，令人快活不起来，于是决定乘新干线去九州尽情泡一泡由布院温泉，泡到这场骚动过去为止。这么说或许不尽合适：九州的普通人似乎不怎么把“大丧之礼”放在心上。而在东京，仿佛全世界都染成了同一颜色，不管见谁都谈这个，全都就此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五花八门的意见和感想如细微的尘埃漫天飞舞，微微震颤。所幸九州不同，感觉上天皇的葬礼也是和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的“遥远的故事”。

如此兵荒马乱之间，康纳利先生来电话了，告知都灵那小子终于回了都灵，房间空出来了，问我什么打算。于是我们又一路奔向罗马，心中感慨这样子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那里一趟，那里腻了这里一趟，这里腻了又去那里。那里一趟这里一趟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这样下去，真想购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数次往返优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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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利先生留给我们的新房间位于一楼。说是一楼，其实是在一楼半左右的高度，因为地下室是半地下，一楼部分自然高出半层。较地下室当然明亮得多，房间也宽敞干净，厨房和浴室的功能远为充实，连洗衣机都有。以前住的地下室没有洗衣机，半年时间里我们始终“喀哧喀哧”手洗，弄得满手起泡，所以对康纳利先生的新房间我们心满意足。进得房间，餐桌上放着一个豪华的小果篮和一束鲜花，并附有一枚纸卡，上面写有“献给名闻遐迩的村上多特雷（博士）”（意大利人习惯这样胡乱形容别人的头衔，我真闹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博士）。

我在起居室一角放了一张写字台，把电子打字机摆在上面，接上小型CD唱机。这样，工作间差不多就出来了。回日本自己的家，固然有大口径JBL，但现在想也没用。在地下室住久了，搬到地上房间最先感觉到的，是完整看见外面风景是何等的妙不可言！无论再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住回地下室去。从写字台横头的窗口可以看见一路之隔的七层古典式公寓楼，窗前带有仿佛墨索里尼即将发表演说的煞有介事的阳台。旁边有一家Profumeria（化妆品商店）。罗马Profumeria多得要死。在Profumeria上班的小姐们太太们当然都浓妆艳抹，每当无聊起来，她们就走到门口同左邻右舍的人站着闲聊，居然有那么多可聊的，不由你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