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第5/6页）

最终，老伯来时已下午3点多了。我们在昏暗的咖啡馆里等了三个小时。这时间里老婆始终绷着脸。“那种东西扔去哪里算了！”她说。我向她解释：“车那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扔的。”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修理厂给打开了，刚才。”老伯说。

谢天谢地。总算舒了口气。老伯把我们领去修理厂，在那里付了奥地利JAF的牵引费，约六千日元。“若是会员可以免费，可惜没会员证。”老伯惋惜地说。的确令人惋惜，我们不是奥地利汽车俱乐部会员。他“通通”拍着帕杰罗说还是日本车好，意大利车不行，买日本车好了！我说谢谢。是要谢谢。

修理厂老板六十岁光景，不愧在修理厂干了四十年，给人的感觉甚是坚毅。这样的人绝不会支持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不会听布莱恩·费瑞（Bryan Ferry），不会去四季电影院（Cine Saison），不会买米索尼（Missoni）毛衣，只知道闷头修理汽车。老伯打开引擎盖，以兴味索然的神情大致往里扫了一眼，开口道：“我儿子会讲英语，叫他来一下。”片刻，感觉上似乎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开着十分狼狈的红色菲亚特赶来了。身材挺拔，金发，一个相当英俊的男孩，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工作服，神情像是说“得得大好的星期天叫人家出来”，但看来父亲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力，儿子不敢抱怨。正是贪玩年纪，是叫人可怜，可我毕竟没有可怜别人的余地。大致说明情况之后，他说“唔明白了”，随即开始修理。

可是，无论怎么捣鼓都查不出原因。种种东西拆卸下来，用万能表检查，更换零件，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但怎么都没奏效，引擎依旧一声不响。一个像是玩伴的小伙子来看情况：“你干什么呢？”“啊，父亲叫我修车。”“哪里坏了？”“噢——喏，这个。”——如此你一言我一语，神色渐渐黯淡下来。然而父亲看样子相当顽固，绝对不向儿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问儿子哪里坏了，也只是应道“唔非常麻烦”。大约折腾了两个钟头，还是毫无头绪，终于沉不住气了，走去父亲那里大概说道：“爸，我实在弄不明白了。”“知道了，好了，我来。”父亲大概这样嘟囔了一句，言外之意像是说你这家伙怕是够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自己动手？我这里还急着哩！无可奈何，各家有各家的招术。他的儿子和同伴又开起菲亚特去了哪里。在这冷雨飘零的阴暗的星期天傍晚、在这望一眼都索然无味的幽灵城，年轻人到底能有什么好玩的呢？也罢，总会有什么可玩吧。年轻时候不管干什么想必都自有其乐趣，再怎么索然无味，也比拆装汽车电瓶有意思。

老伯说，这就看一看，也许花些时间，说不定要今晚7点或明天早上才行。我们只好死心塌地，在这里住一晚上。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如果可能，真不想在这种地方留宿，而且原定今天顺便去跑瑞士，但事已至此，只能作罢。光是星期天有修理厂开门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激涕零了。

我们住的是城里最大最老的宾馆。到底老，地板一踩，声音惊天动地（莫非“忍者[6]公馆”不成，这里？），公馆似乎倾斜了，浴室的拉门不拉都会吱溜溜滑开。但房间相当宽敞，格调也算不坏。这家宾馆看样子倚老卖老（此外怕也没什么卖点），一楼大厅齐刷刷挂着一排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自家宾馆照片。那时连自行车都还几乎没有，镇的印象远比现在富有牧歌情调。19世纪的奥地利老伯们全部留着胡须，神气活现。那还是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奥匈帝国时期的事。还可找见在城内广场上进行消防演习的消防队老伯们的形象，有人得意洋洋地悬在高楼的窗口上，有人顺着长梯正朝房顶上爬，全都摆着一副架势，显得极为开心。看年代，得知这些照片拍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这些人想必也有几个战死疆场。

早已饥肠辘辘，进宾馆放下东西就直奔附近的饭店，喝啤酒，喝牛肝汤，吃火鸡火腿。我原本不大喜欢牛肝和火鸡（累得点错了），但作为菜式相当够味。反正得以坐在椅子上吃饭就足以千恩万谢了。

“好在修理厂开门了。”我喝着啤酒说。

“但愿能修好。”妻一边吃晚饭一边冷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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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同样下雨）去修理厂一看，所幸车修好了。

“喏，就这个。”老板儿子不动声色地给我们看切断的软皮线。直径约一厘米粗的塑料线。像是被斧头砍的，利利索索地斜茬切断。“连接点火线圈和分配器的软皮线，从这里到这里。这个断了，自然点不着火，被鼓风机皮带卷进去切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