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第3/5页）

答：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清楚了。第一次注意到诗意与诗性之别，是早年读海明威的小说的感觉。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拿来海明威的小说，让我们讨论。按说，这不属于辅导员分内的工作，可那是在八十年代。很多事情，一提是在八十年代，都容易理解了。我们的辅导员叫查建渝，很棒的一个人。他拿来小说叫我们读，我们一读就傻了。一是读得云里雾里，二是小说中那种透骨的悲观，让人一下子感到无法承受。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小说竟然有读不懂的。但奇怪的是，海明威的小说，却非常吸引人。他那种干巴巴的文体，有一种奇怪的“诗意”。可说那是诗意吧，又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诗情画意。小说的每一句话，好像不是出自信仰，而是经验的铺垫。再后来，又读到很多现代派小说，然后又回过头来阅读帕斯捷尔纳克，阅读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再阅读二十世纪最枯燥的贝克特，这时候，感觉到古典小说中的那种诗意，好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来的“诗意”，不再是一种可以提溜出来的诗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最为枯燥的贝克特的小说，甚至有着圣徒般的庄严。这个时候，我觉得诗性的思维方式，对作家来说其实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是皮毛，而是肉，血管，神经，骨头。

问：前面您说的“将事情处理得亦真亦幻，好像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又像是某种意念或者幻觉”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小说像《白色的乌鸦》、《悬浮》、《抒情时代》、《破镜而出》等里头也常见，从我阅读的感觉来说，有时候是作者您的“处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似梦似真的状态，实际上是人在某一情境中的状态，您就是如实写了出来——我把这也理解为写实——是感觉到、抓住了、传达得真切，而不是有意“处理”的。因为我很久以前读过一类写得很潇洒的小说，还有印象只剩一两篇了，其中之一应该是格非的《褐色鸟群》，我以为他那样写法就是故意处理得亦真亦幻，读起来很好玩也很优美，但我从来没有把那样的故事当做现实的东西。如果说您无论写的是什么题材和体裁，也无论是什么风格，总是有很强的“介入现实”或者叫“干预现实”的倾向，您以为呢？

答：你提到我早年的一些作品，其实我现在对它们有很多不满足。倒不是“悔其少作”，主要是觉得它们并没有跳出日常生活，就是没有能够“出乎其外”。只有“出乎其外”了，才能够与现实构成我对话关系。我的第二个不满足，就是我当时有些心慈手软，没有能够真正地直面虚无，然后刺穿它。第三个不满，就是我现在觉得，每一篇小说的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小说能够部分揭示这个文化背景，通过人物、人物关系以及必要的修辞，使读者得以理解我们所身处的困境，以及是否有可能挣脱这样一种困境。现在看了，我以前的小说，做得不够。我想，与以前相比，我现在的小说具有了与现实保持对话关系的可能。

问：你对自己不光很清醒，还很严厉呢。过去没有的对话性，现在有了：把自己连同自己入乎其中的状态一起放在“回头看”的视野中，与过去、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与现时读者的对话。不过，我个人认为从您的“少作”到今天的大作，还是有很明显的一致性、连贯性的，比如反讽，不管是修辞意义上的，还是从写作的态度和立场上看。

答：连贯性肯定是有的。写作，也是一个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起初写作者可能是被题材所吸引，是跟着故事走。但是，吸引他的为什么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另外一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其实写作者的主体还是有一个“核”，这个“核”决定了他对这个故事有感应，而对另外一个故事却没有回应，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写作者本人，在初学写作的时候，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知。随着写作经验日渐丰富，他才能逐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他会意识到自己的那个“核”，那个“主体之核”。这个时候，他才会去有意识地接触它，开发它，围绕着它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并想尽办法，尽可能使那个“主体之核”发生某种变化，并由此带来写作的变化，以应对世界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外人看来，就会是一个连续性过程，而对写作者自己来说，它却是一个在连续性当中艰难地发生变化的过程，它就像奏鸣曲中的变奏。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连续性可以看成是“核”的外化形式。

不妨敞开一点来说。丹尼尔·贝尔，就是那个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社会学家，在谈论宗教的时候说，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不断地带回到生存的困境之中，而这个困境却是人道与友爱的基础。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只有意识到这个困境，才会有人道与友爱。接下来他说，连续性来自人对生活抱有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只有生活在有限和自由的刀锋上的人，才能够理解。将贝尔的话，拿来形容文学上的连续性，形容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连续性，我觉得还算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