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第4/5页）

当我说，我一直在寻找变化的时候，我是想说，我其实是在不断地接近那个“主体之核”，并想办法让它丰富，让它发生变化，以应对我感知到的世界的变化。我这么说了，您也就完全可以认为，直到今天，我还并不认识自己。

问：前一阵，我专门读了你2005年的几个短篇，先读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接着再读《狗熊》，还没有读完，就忍不住想这个小说可以加个名字叫《我们的爪子》。到了《林妹妹》，觉得应该叫《我们的那啥》了。客观地说，每一篇都使人震惊。但就我自己而言，要服从“研究”的宗旨，就要概括地、有高度或者深度地表述我的理解。想来想去，只找到“作家的正义感”一语可作解读的切入口。的确，我从你的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可这应该是一贯的啊。并且“正义感”这个词好笼统，是否有点不符合实际？能否谈谈你写这些短篇的心境或者内心动因？

答：我原计划写十几个短篇。前年春节前，我在上海见到宗仁发先生，我说写完以后就给《作家》。你知道，我以前很多小说都是宗仁发先生发表的。我很愿意将新作交给他。我原来设想连写十几个，就像《都柏林人》，那样，有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集中的主题，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儿童和动物，写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背景就是眼下这个时代，然后出一个集子。可是，后来因为要写长篇，把这个计划撂下了。有一天，我可能还会接着往下写。

“正义感”这个词，有点吓人了。加缪的《正义者》问世以后，这个词的味道就变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写到了儿童，写到了动物，他（它）们容易受到伤害，也正在被伤害，所以，这些小说给人的“正义感”可能会强烈一些。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悲愤》，就发表在我后来参与编辑的《莽原》上面，可我后来找不到了，我也懒得去资料室找。但这个题目，我却一直很感兴趣。没错，我想我的很多小说，都有“悲愤”的情绪在里面。但随着年龄渐长，这种“悲愤”里面会加入一些无可奈何，悲愤变成了叹息。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比如鲁迅，《呐喊》会变成《彷徨》，《彷徨》又会变成《坟》。

问：你的小说里头的确贯穿着一种悲愤，但经你这样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我是觉得，在其他小说中，同样是中、短篇，那种悲愤可能是以一种佯狂的方式出现，有的藏在插科打诨里头，有的为冷静的描述所抑制，但这些小说里头的愤激好像是按捺不住了。所以，在我看来，不是由悲愤变成叹息，倒好像是从《坟》奔向《彷徨》再奔向《呐喊》了。这是不是因为写到了儿童的缘故？

答：看中国文学，看世界文学，只要写到孩子与成人世界的遭遇，很多作家都变得激愤起来。我至今不敢要孩子，就是感到这个世界过于凶险，我自己又没有能力保证可以给孩子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你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越多，你的担心就越多，疑虑就越多。

问：您说这些我感到惊讶。可能因为您说出了我的想法吧，相同的理解就不必多说了。

答：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连父母都不敢当的人，才是最“可怜”的呀。

问：我看到对你的小说评论，有批评家注意到你的“先锋性”，也有的把你的创作和先锋作家比较，说对“先锋”的超越。说实话，我对文学理论和批评都不在行，我是凭感觉的。我感觉你一直很注重“写实”，写实的功夫也很了得。写实当然包括写人、写事、写心理，写作者的情绪和心境、阅历发生变化，他写出来的“实”可能让读者感到风格上的变化，但他自己执著于写实的态度却是不变的。这是我对你的理解。另外，说到写实，恐怕人们会想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要我把你的作品归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了。仅就写人的心理来说，我们所说现实主义还有自然主义作家是全知视角，直接告诉我们这人怎么怎么想——以前我觉得这真实，现在好像变得不真实了。现代主义像“意识流”写内心活动像人拿相机拍风景一样把心理照录下来，至多是局部的真实，管窥豹斑而已。我所说的“写实”，是实写或者说照录一个人的言行，而又能够让读者从这个言行中推断他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活动，作者看起来没有介入其中，没有影响读者对人物的认识，事实上，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却朝着作者所期待的方向。现在的作者是不是有点不耐烦写实啊？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平淡的细节、场景、言行举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