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切的渴望

从2001年秋末和随后的整个冬季，到2002年春夏，父亲一直在问我是否可以带他回家。但他从未说明，到底是要回母亲的家，还是我的家。或者，有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只要看见我起身准备离开，无论我打算前往何处，他都会问是否可以带上他。他问这些问题时那副充满渴望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将近60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我大约7岁，父母将我送进了缅因州的一个夏令营。虽然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大到可以离家，父亲却认为，我要是能克服害羞的毛病，或许一小段独立时光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也相信，只要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交上朋友，并迷上诸如“彩色大战”等夏令营活动后，我或许就不会像母亲担心的那样，想家想得太厉害。很快，他便发现自己错了。

“你寄给我们的信全都很不开心，情绪从可怜转变到了哀怨。‘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你们什么时候接我回家？’”不过他说，“每次我们驱车一路来到夏令营（我们应该去了好几次，因为你的信简直像那些全然绝望的名著），你都会显得很吃惊，纳闷儿我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因此，跟夏令营的顾问或主管谈过之后，“你母亲和我又释然地回波士顿去了”。可接下来，他说，“我们刚一到家，又会收到一封新的来信，而且甚至比前一封更悲伤！

“我想，我们最终还是在闭营之前将你提前接回了家。你那几乎每天一封的来信，简直让我们受不了……”

那应该是1943年或1944年的事。我依然记得每天下午顺着楼梯爬上夏令营主管办公室买邮票的情景。只有如此，我才能告诉父母，被他们抛下的感觉有多么可怕。如今，父亲成了孩子，而我则成了他仰赖的那个大人。这一次，换成他不停地询问还有多久我才能带他回家。

当然，有的时候我到疗养院时，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或露辛达的陪伴中。甚至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或许还会有种自己的出现很多余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并不会持续太久。到我离开之时，即便父亲没有要求跟我一起走，他也会一直目送我走向车边。

我不能将父亲带回家，带回我居住的那个又小又孤独的镇子。我的确时不时地琢磨过，如果能构建出一套坚实的支持系统，他或许就能回到与母亲同住的那套公寓。他们一直住在那套公寓里，直到6年前父亲搬进这家疗养院为止。然而，他的渴望看起来这般强烈，而我要面对的后勤问题又如此复杂，所以我总是第一时间便将之抛诸脑后。真不知道，任何类似的计划从医学角度来看是否可行。但这个念头又如白日梦般挥之不去，时不时就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然而，他一再的恳求虽然让我难受、挣扎，这个想法却依然无法付诸实践。

然后，冬末的一天夜里（2002年3月末），我向西尔维娅提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最近也开始产生同样的想法。她说：“你知道的，他现在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到回家的时候了吗？’”因为不想显得太冒昧，她措辞很小心。她说，她开始思考他是否真的需要再继续待在这里。“如果你想带他回家跟你母亲住，我要是能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跟我轮班，我想，我还是可以去照顾他的。”

我很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同时也想跟亚历杭德罗和露辛达谈谈。我也想过是否要跟父亲的信托律师谈一谈，因为他至少在理论上跟我分享过一些他有替父亲做决定的责任。

我先找了亚历杭德罗。时至今日，他已经仔细观察了父亲好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他必须为此事付出的医学代价，也没有说西尔维娅提议照顾父亲的事；我脑中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或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亚历杭德罗当然熟知父亲最近的那个愿望（其实，这个想获准“回家”的愿望，已经时常演变为一种强制命令），然而我不知道的却是回家可能给父亲带来的影响。无论他对此多么坚持，但我认为，回到一个已经数年未见的地方，他或许甚至根本认不出那是他曾经的“家”。

尽管那套能俯瞰查尔斯河与剑桥天际线的美丽套房还在那幢高层建筑中；尽管他曾经在那住了20多年；尽管他完成了大部分工作的那张漂亮桌子仍摆在屋里的那扇窗下，桌上的垫纸、牛皮纸夹和他那些医学方面的案头参考也都还在原处，但那个地方、那张桌子和上面的一切物品，甚至包括依然住在里面的母亲，真的还能再次容纳患病的他吗？在这点上，我必须要问自己，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家”是否真的存在？父亲想要回到的那个地方，真的还能再成为“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