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思念比远方更远 落枫城（第2/3页）

某日秋雾弥漫，方进早膳，发现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过来同坐。感觉他的英语有些异样，追问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谈起李斯特和巴尔托克的音乐，眉宇间渐展喜色，说两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响。最后他才告诉我，离开匈牙利已经八年了。……经不起旅途的折磨和乡愁的呼唤，许多同伴只到了巴黎，便纷纷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可是在美国，施路哈说，两兄弟并不能经常见面。忙于生活，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将从匈牙利来美国，看两个久别的男孩子。说到这里，施路哈的眼眶都红了。

班上另一个男孩，也曾有类似的经验。那是巴尔纳比（Stephen Barnabee）。瘦长而秀逸，尖尖的鼻子，灵活而湛蓝的眼眸，披一头漂亮的棕发。有一次小考，他最后交卷，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着试题——这样棘手的礼物。当天中午，我请他在学生中心的自助餐厅吃炸鸡。那天巴尔纳比刚满二十一岁，算是成人了，一团高兴。原来美国的小伙子有两个大生日，值得大庆特庆。那是十六岁生日和二十一岁生日——十六岁是可以开车的年龄；而二十一岁是成年，到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选高华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当然没请巴尔纳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乐与炸鸡之间，巴尔纳比告诉我他在西德做钢铁锯工的生活，说他怎么喜欢慕尼黑，怎么从西柏林乘火车去东德，看东德无欢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东德的警察手持冲锋枪戒备的情况。

高大、英挺、整齐的平头，浓黑的眉下闪动着热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齿光，那是克尼尔（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尔。他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皮奥里亚本地人。我来了没多久，比尔便代表校刊《布莱德利侦探》（The Bradley Scout）来采访，之后便在十月一日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不久，当地日销十万份的《皮奥里亚星报》（The Peoria Journal Star）派了一个记者叫菲利普的，来访问我，指明要我谈中国大陆的文学问题。我即就鲁迅和胡风的悲剧解析文学和宣传的不能相容，并阐明我在台湾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的立场。这篇访问记长两千多字，曾在十月二十二日晚刊和二十三日的晨刊上连载两天。正是美国大选的前夕，两党竞选的热潮，冲击着大学的红楼。……

我的讲课，原不囿于中国的古典诗。接着唐诗，我讲到中国的散文——先秦诸子的散文、史记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之后便是中国的小说，限于时间，只能以《红楼梦》为中心。最后的两个礼拜，我便集中在现代文学，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谈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最后谈到台湾现代文艺的运动，现代诗和抽象画的高度发展，并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画与二百多幅古典画的彩色幻灯片。此外，我更应邀在当地美以美教会概述中国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谈中国的文字，并在英文系的班上诵读中国的古典诗与现代诗。居停主人，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杜伦夫妇（Rev.&Mrs.F.Roy Doland），待我异常亲切，使我远适域外，仍得分享家庭乐趣。由于他们的向导，我有机会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萨伦（New Salem）的遗迹，和他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纪念碑与故居。那是十月下旬，响朗朗的一个晴日下午，小阳春的天气，宛若回光一瞥，欲去还留。方向盘在杜伦先生阔厚的掌中，指挥一九六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的秋色。高速的观览中，成熟的风景慷慨地展现她的多姿，地平线和纵游之目在天地难解处捉迷藏，反正伊利诺伊州有足够的平原，让你驰车，驰目，驰骋幻想。没有什么比春秋佳日坐在疾行的车中更能放纵幻想的了。七十英里，七十五英里，八十五英里，速度快得似乎可以逸出悲哀的常轨，而不知名的国度似乎即在面前涌起。毕竟秋季已经成长到饱和，橡叶已经红得发焦，枫叶已经黄得伤眼，然而映在这季节最后的残照里，犹堪支撑一个美的宇宙，在雾后雪前，暂驻奇迹。四车并驶的公路，截过好几片鹿苑，路边的交通牌上，注着Deer Crossing，虽然不见鹿迹，已增多少仙意。据说游鹿来去自如，有时撞上汽车，会造成车破鹿亡。更据说，群兽目无交通规则，每有野兔和臭鼬之类的小可怜，碾毙轮下，因为超级公路上面，最低时速且限于四十五英里。时速到六十英里时，从起念刹车到戛然车停，已然滑行了三百六十六英尺。像王维夫子那种“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的温暾劲儿，准给人家的喇叭大轰特轰了。据说碾死臭鼬最为倒霉，因为其臭黏附轮胎，历久不衰，虽力拭亦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