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冬天（第7/21页）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明白，在这里，谈话不一定非要有意义。你可以谈论天气，或者再次谈论已经涵盖的话题，也不会不舒服。实际上，一句话也不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是在托马斯的店里停留时明白这一点的。他正在把为我们屠宰的猪肉打包。这正好是猎鹿的季节，托马斯十分忙碌，一直工作到晚上，冷冻箱里装满了处理过内脏的动物尸体。鹿的肋骨在门外堆得很高。普波·亨德森进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灰白的胡子长得足以塞进裤子，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又厚又模糊。他与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很少离开山谷，在自己的房子、托马斯的屠宰店和戴尔的农场组成的三点一线中生活，两只啤酒罐塞在衬衣的口袋里。普波和托马斯互相简单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普波从口袋里拿出一罐啤酒，坐在肉锯旁边。托马斯把鹿肩上的骨头剔下来，估量着给香肠加调味料——盐、胡椒和鼠尾草，把调过味的香肠放进绞肉机。地方的农村电台正在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们一直一言不发，直到一小时之后普波站起身来说：“嗯，差不多了。”托马斯回答：“好的。”然后普波离开。这就算作一次探访，是朋友和邻居之间经常做的事情。

我们见到的人都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会失败的，只不过说话的老练程度有所不同。他们说这一地区没有人对当地食物或者有机食物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们感兴趣也买不起。就算找到买我们食物的人，我们还是会失败，因为农场太过潮湿，种什么都不长。就算我们成功种植了某些作物，成功地把它们卖掉，失败仍然只是个时间问题，务农就是务农。一些人把这些事挑明了，而另一些人是在暗示我们，而无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产生一种焦虑感，我尽力去平息这种焦虑感，直到马克和我单独相处，才有所减轻。我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擅长，也不知道我是该相信马克的乐观，还是相信大家的悲观。如果我们失败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失败了以后，我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我不会再有公寓可住，也没有钱交定金，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奶牛这类的东西了。曾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叫特鲁迪，她从厨房里收拾了一箱子多余的锅碗瓢盆给我们带过来。这都是很好的珐琅铁锅，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收下了。后来，另外一个邻居过来串门，问我们特鲁迪是不是给我带过来一些锅碗瓢盆。“她以为你们很穷呢！”他爽朗地笑道，“她还以为你们，怎么说呢，生活贫困。我试着跟她解释，你们的贫困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番对话让我郁闷了好几天。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些孩子被称为贫困生，他们垂头丧气的，脸上挂着干掉的鼻涕，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我不禁对着镜子，拿自己跟他们做了一番比较。

我们私下里聊起我们的未来时，我会问马克，他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们有机会成功。他说，我们当然有机会，而且无论如何，就算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在他看来，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很艰难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用“成功”或“失败”这样的词来衡量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的满足感来源于尝试一件又一件艰难的事情，不计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在向着你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行。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可疑。

这样的对话上演了很多次，我很焦虑，马克很镇定，直到又一次我们坐下来核对开支时，我几乎要哭了。我感觉我们在一个悬崖边摇摇欲坠。我不是想让他保证我们会大富大贵，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向我保证我们能够有偿付能力，用我的话说，我们能够一切安好。马克笑了。“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他问道，“我们都是聪明能干的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有多余的食物和住处，人们都很善良。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让你害怕呢？”

他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那年他二十一岁，刚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毕业，获得农业科学学位。学校并未授予这一专业，但他自己把生物学、化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他想看一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子，看看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想近距离进行观察。他从他父母在纽帕兹的家出发，自行车上载着帐篷和换洗衣物，然后向西骑行。那时正值夏季，他告诉他的祖母，他会跟她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她的家里过圣诞节。

他没带多少钱，部分原因是他那时候本来也没多少钱，还有部分原因是他有一种想法，认为金钱会阻止他进行这次冒险。旅行的第一周，他用两天时间骑车路过新泽西的一块施工地带，被卡车的噪声和沥青马路上的热浪弄得身心疲惫。后来的一个下午，他看到一个骑车手迎面而来，满载着装备，就像他的自行车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