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火催人醒

断断续续地在读一本书，伽达默尔的回忆录《哲学生涯》。书中涉及的人物不少，我对他们大多不熟悉，老实说有的甚至没听说过，只好一边读一边在大脑和电脑里“狗哥”，加上《哲学生涯》的翻译也并非无可挑剔，这让我的阅读变得缓慢，时常处于死机状态。

但这些困难值得一一克服，因为《哲学生涯》太独特了。伽达默尔在思想界是无人不晓了：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现代哲学阐释学的鼻祖，战后德国学术重建的领头羊等等，每个身份都颇多故事。对于我等普通读者来讲，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长寿。长寿的哲学家和短命的诗人一样总是魅力无穷。远的像苏格拉底、孔子，近的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伯林，他们伟大的思想与绵长的生命意志交织一体，难分彼此。而伽达默尔生于1900年，活了102岁。他不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覆灭，自己也投身于漫长的学术生涯，与那个时代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思考和生活。这些人里既包括身兼师友的海德格尔，也包括远走异国的列奥·施特劳斯。前者是《哲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角色，而与后者之间的关系，用伽达默尔自己的话讲，他们持续不断的精神交流“可怕地打乱了世界史”。

以“可怕”来形容哲学家的长寿也是恰当的。对于那些致力于哲学突破的人来说，像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长寿一分，则危险必增加一分。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81年。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伽达默尔与当时风头正劲的德里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学术交锋，这是阐释学与解构论的第一次直接论战，也被哲学界称为一场“不可能的对话”。在对话中，德里达指责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对理解的认可犯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错误，而伽达默尔反诘德里达：视理解为不可能的解构论无法面对解构本身同样需要理解的悖论。在我看来，德里达对西方后现代状况的把握可能比伽达默尔准确，但伽达默尔强调的理解与对话更能体现人类的希望。关于这场论战的内容及余波，孙周兴等编辑的《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有详尽的记录。其实，伽达默尔对“一”的尊重与德里达对“多”的强调，恰好可以用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来说明。那一年，伽达默尔81岁，德里达51岁，整整相差了30年。长寿的伽达默尔就像《魔戒》中的树人，双脚在一个世纪的泥土中获得力量，而双手在当代的思潮中搅动。近来读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就不时能听到伽达默尔的声音在回响：“处于传统之内并不限制一个人的认识自由，而是使之成为可能。”

《德法之争》中的伽达默尔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而巴黎交锋的几年后，他还意犹未尽，再度向德里达发出了对话的邀请。他热情地说：“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可见伽达默尔至少在80多岁的时候还有语言上的自信。译者说伽达默尔写《哲学生涯》的时候上了年纪，以75岁的高龄和语言战斗，使得书中充斥着大量佶屈聱牙的复合句。这个说法不大站得住脚。

对于逝去的人们，哲学家的长寿却又是幸事。通过伽达默尔对大半个世纪的回顾，德国一代哲人由枯燥的句读复活为生动的人。海德格尔复活了，黑眼睛小个子，穿着画家乌拜娄德设计的“存在主义制服”，活脱脱一个盛装打扮的德国农民，正在向他的学生们嚷嚷着滑雪和手球。尼古拉·哈特曼跟以前一样，穿上了黑色的礼服和笔挺的裤子，系着“慈父般的白色领带”，冷静地，近乎一板一眼地出现在课堂上。身高一米八二的汉斯·李普斯喜欢站着和人交谈。他朝我们强烈地挥舞着手臂，两只大眼睛仿佛要从他的脑袋上跳下来。而保罗·那托尔普正和到访的泰戈尔在一起，两个长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鹤立鸡群，闪耀着令人折服的光辉。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呢？用伽达默尔评价马克斯·舍勒的话足以恰当地评价他们，这是一代精神率真、销人心魄的人，是一代“在精神上贪得无厌的人。”

除了那些同路人，伽达默尔自己的心路在《哲学生涯》中也颇让人唏嘘。年轻时的伽达默尔恃才傲物，相当狷狂。他自己都还记得，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某本书，他的回答是：“基本上我只读不少于2000年历史的书。”随着岁月的增长，伽达默尔的形象变得温敦而宽厚。与德里达的争论中，他的表现就是很好的例证。除了年龄，我想这种变化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是追求理解，强调和谐的哲学，他的变化大概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他所经历的种种世事也必然参与了性格的塑造。书中“莱比锡”一章尤其生动。在他的笔下，一个哲学家所面临的情景真是奇妙：巨大的学术演讲厅中坐满白发苍苍的听众，其中有一半还戴着助听器。他们的身体齐刷刷地倾向讲台，像一片由聋子耳朵组成的森林。